传统媒体日暮途穷？
7月8日，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发表文章，题为“谣言人民共和国”（The People’s Republic of Rumors）。该文认为，中国的微博网站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强大的谣言传播机器，其间充斥着无数未经证实的消息。但这番对中国媒体的指责，并不能提高西方媒体的声誉。近日来，默多克执掌下的新闻集团，这个全世界最大的新闻巨头，正在“窃听门”的困境中越陷越深。
事实上，全世界的新闻媒体都遭遇了信誉急剧下降的危机。著名调查机构皮尤研究中心，在其发布的2010年度美国媒体报告中指出：“无论是广播、电视、报纸还是网站，没有一种媒体能始终坚持新闻的真实性。”
该报告还具体指出，仅有25%的读者相信《华尔街日报》的所有报道，《纽约时报》获得的信任度更低，只有18%。这或许说明，随着社会的发展，各国的新闻行业已普遍遭遇瓶颈。作为现代社会的“第四权力”，媒体也必须尊重法律，加强自律并接受监管。
但相较而言，中国和西方的媒体，各自面临的问题却大不一样。西方媒体有漫长的发展历史，以及强大的专业主义传统，少数财力雄厚、信誉卓著的媒体集团在业界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些垄断性的媒体集团过度扩张又缺乏制约，不免对公民的权利和隐私产生威胁。这次新闻集团的“窃听门”东窗事发，即是一例。
默多克的新闻集团是20世纪的媒体骄子，其借助于西方媒体资本化的潮流而崛起。媒体作为西方社会的“第四权力”，本应是独立而超然的监督力量。但由于资本对媒体的渗透和操控，媒体沦为资本的工具，“第四权力”自然就丧失了独立性。
资本控制下的媒体，并不见得比政府控制下的媒体有更多的独立性。在市场规则下，资本化运营的媒体只要避免公然违反法律，就很少有其他约束。而在言论自由的口号下，相关法律的尺度往往很大。这次新闻集团的“窃听门”，就暴露了资本化运营的媒体，立场的独立性和公正性都很难保证。除非有根本性变革，西方的现有媒体以及相关制度，将逐渐失去民众的信任。
与西方同行的困境不同，中国媒体的问题在于专业主义的缺失。中国是个转型中的大国，拥有大量的新闻、媒体受众，但有影响的新闻品牌一直难产。新兴的微博网站被某些西方媒体称为“谣言人民共和国”，而历史更久的正规媒体也往往难免假新闻之殃。业界多年呼吁新闻打假，却收效甚微。一些传统的大报逐渐衰落，新的市场化媒体纷纷兴起，却难以产生有影响力的品牌。新闻行业的集约化，催生有专业水准的媒体集团，将是今后行业发展的方向。
新兴网媒来势凶猛
中国媒体业当下的另一大问题，是网络媒体迅速崛起，但定位和规范还相对滞后。在形式上，今天门户网站的新闻发布方式，是从过去平面媒体的“新闻摘要”或“报刊文摘”发展而来，但在信息量和覆盖面上要大得多，且有强大的互动功能。在目前的媒体环境中，原始新闻主要由通讯社和平面媒体的记者采写发布，网络媒体收集、整理已发布的原始新闻，再集中发布。相比平面媒体，网络媒体具有速度快和信息量大的优势，可以集中发布多家媒体的新闻，同时保持即时更新。
尽管许多通讯社和平面媒体拥有自设的网站，但由于其定位是提供原始新闻，因此很少转载外部新闻。受此限制，这些网站能提供的信息量十分有限。而门户网站本身并不提供原始新闻，主要是收集和转载外部新闻，灵活的工作方式使网络媒体在信息量上远远超过传统媒体。事实上，由于在信息量、覆盖面和传播速度上的巨大优势，中国的几大门户网站已经逐渐取代平面媒体，成为国内民众获取新闻的主要渠道。
中国网络媒体尽管影响巨大，但短期内很难摆脱转载平台的角色，也无力承担新闻媒体的职责。网络正成为政府和民众获取新闻的主要渠道，但新闻的真实来源却在这过程中逐渐模糊。网络媒体和新闻机构互相转载、引证，其角色交错纠缠，导致新闻来源淡化，这正是造就假新闻的温床。西方国家的网络媒体虽也发布新闻，却是依靠对平面媒体的严格转载来建立自己的信誉。西方民众也通过网络获取新闻，但接受新闻的信心却是来自提供原始新闻的平面媒体。根据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报告，截至2010年12月，41%的美国人通过互联网获取“大部分国内和国际新闻”，40%的读者通过报纸获取新闻。即使是以互联网为中介，美国人仍然认为平面媒体是新闻的提供者。
角色纠结蕴涵变革
而在中国，网络媒体自身定位极为模糊，而兼具多重角色，既为新闻发布者，又为提供者。也就是说，网络媒体虽然自身不拥有新闻记者，不直接提供原始新闻，但在这个转型阶段，却在事实上充当了新闻机构和新闻平台的双重角色。中国网络媒体扮演的多元角色，决定了它在事实上的影响力要远远超过西方同行。在当今中国，有影响力的知识、经济甚至政治精英向网络聚集的趋势，已越来越明显。美国的《外交政策》发现，相比于欧美各国，中国商界、媒体和学界精英在微博上要活跃很多。
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的网络媒体将在媒体和舆论中继续保持强势。由于具有汇集新闻的强大能力，网络媒体足以制造舆论焦点，影响政治和社会的话语走向。与此同时，网络等新媒体不断吸纳知识、经济，以及政治精英，为他们提供了直接面向受众的平台，渐渐积累起广场效应。近年来，网络媒体已逐渐成为中国社会中舆论、话语走向乃至意识形态交锋的焦点。
短短十余年间，网络媒体异军突起，其影响已引起监管、决策部门的高度关注。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决策者们既无法借鉴历史的智慧，也很难参照国外的经验，毕竟国外的网络媒体很少纠结于角色的多元。能否在这片新大陆上另辟蹊径，探索出行之有效的“中国模式”，聚集起稳固的共识，或许是关乎中国未来的关键。
附文1：传统媒体不应沦为微博的附庸 环球时报
摘要：如果我们一味转载微博上的信息，表达与微博上同样的情绪，甚至学着微博上的语言在报纸上骂“他妈的”，传统媒体只能降低自己的水准，变钝自己的敏锐，我们将成为微博的“印刷版”和“电视版”，我们将失去分辨能力，不自觉地向微博上的一切信息、甚至谣言磕头。
郭美美与红十字会到底有没有关系，这个实在并不复杂的问题，被微博的一个个传言搅得十分复杂。红十字会的说法没人信可以理解，然而警方公布的信息也已经不管用，主导郭美美“身份认证”的一直是微博。中国有那么多擅长调查的媒体，大多都顺着微博的传言定调子。很少有认真的调查文章出现，媒体质疑微博上谣言的热情，远远小于质疑警方说法的积极性。
微博在逐渐主导中国的信息传播，传统媒体一步步成为微博的附庸。首先是微博发布信息的速度做到了最快，“7•23”动车事故就是从微博上最先传播出来的。有统计显示，现在一半以上的热点新闻，都是通过微博等新媒体首发的。这是信息工具革命带来的，无可逆转。
然而，微博上的议题设置，以及思想情绪对传统媒体的影响，比信息快一步的影响更大。一段时间以来，诸如打拐、药家鑫案、独立参选人、指责倪萍做政协委员不称职，以及包括郭美美事件的讨论方向等等，微博都起了决定性的引导作用。传统媒体报道微博意见领袖的动态，已经相当普遍。
传统媒体“跟着微博走”，并非没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微博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公众的意见和诉求，它与真实社会的映照，往往是第一时间和不加修饰的。作为新闻报道的一大信息源，微博显然是配得上的。
然而微博对中国社会的意见反映又是很不全面的。首先微博使用者的构成，与中国社会的构成相差很大。微博常见的匿名发言，以及它的发散式传播方式，对形成偏激情绪都敞开了漏洞。微博上的种种现实，使这个出现不久的舆论平台还形不成稳定的社会责任感，情绪宣泄经常将解决问题的初衷淹没。
传统媒体应与微博“打成一片”，从中汲取营养，但要努力避免被微博上的信息和话题控制，成为“集体微博控”。能潜得进微博，还得能浮得起来，如果我们随波逐流，整个传统媒体的思想深度，以及我们的多元性，都将被微博冲得七零八落。
有人说，微博本身就是丰富、多元的。这话既对，也不对。微博的信息确实复杂而散乱，但微博自成一体的传播方式，以及微博积极分子的相似性，决定了它与现实社会的多元化是不同的。实际情况表明，微博里更容易形成强势意见，它对弱势意见的容忍远远低于现实社会。微博里意见领袖的号召力，也高于现实社会。
现在的问题是，很多传统媒体的从业者出现对微博强势意见的膜拜，无力站在一定的距离上，观察并审视它们。这些媒体人本身对微博信息和强势意见的形成做了贡献和围观，反过来又被微博的情绪潮主宰。
中国媒体人应当从对微博的被动中摆脱出来。如果我们一味转载微博上的信息，表达与微博上同样的情绪，甚至学着微博上的语言在报纸上骂“他妈的”，传统媒体只能降低自己的水准，变钝自己的敏锐，我们将成为微博的“印刷版”和“电视版”，我们将失去分辨能力，不自觉地向微博上的一切信息、甚至谣言磕头。
虚心向微博学习，但保持敢于挑战微博强势意见的精神独立，这该是传统媒体的不二之路。
附文2：西方知识分子为什么不批评本国体制 郑若麟
摘要：当涉及对外事务时，公务员确实应该有保留的义务。以直接或间接手段或言论羞辱自己的国家领袖或体制，即使是在民主国家也是会遭到制裁或惩罚的。
这个题目已经在我脑海里孕育多年：一个在海外、或在国内面对外国媒体时的知识分子，应该如何来谈论他的国家呢？
近日在法国电视台看到一位中国某大学教授接受外国记者对最近发生的动车追尾事故的采访。如其仅对自己的政府提出批评，还是情有可原的；但事实上面对外国话筒，我们的教授抨击的是高铁本身、是国家的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甚至可以说是整个社会构成。这令我想起今年初法国发生的一件事。
说起此事，先要谈及法国总统萨科齐的一句“名言”：“滚开，可怜的傻瓜！”这是萨科齐当选总统后不久，前往参观一年一度的农业展览时所说的一句话。根据惯例，总统与农民们一一握手问候。不料，一位反对派农民却拒绝与总统握手，个性倔强的萨科齐脱口而出：“滚开，可怜的傻瓜！”。这一对话被法国电视台摄录下来，一下子成了萨科齐的“标志性”话语。说句公道话，总统确实应该克制，但这位农民的无礼也是缺乏修养的表现。
这句“名言”居然出现在今年初发生剧烈动荡的埃及街头。一名在埃及任教的法国老师，为了支持示威者，举着写上这句“名言”的标语牌上了街。法国在海外几乎所有派驻外交官的主要国家都设置法语学校，目的是让其侨居当地的侨民子弟全盘接受法国教育，而非驻在国的教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一种“爱国主义”教育，以避免外交官或侨民的下一代受到驻在国思想的“侵蚀”。所以派往这些国家的法国老师，都是法国国家公务员。这个在埃及举着萨科齐“名言”的老师被使馆人员拍了照（使馆称是从电视报道上看到的），立即被大使召见，并于数日内遣送回国内，并准备对其加以严惩。官方理由是“一个派驻外国的公务员应该有所保留”……但谁都知道，这句话涉及法国国家元首。在国外侮辱本国国家元首，是绝对不允许的。在法国1881年7月29日通过的“新闻自由法”明确规定，不得侮辱国家领导人（包括总统和总理）。这位公务员无意之中（他只是借用了这句“名言”而已）踏了红线。但他依然要承担责任。最后因为他接受了对媒体的“禁口令”、并显然做出了某种承诺后，仅受到处分而没有被开除。这一例子非常说明问题。
当涉及对外事务时，公务员确实应该有保留的义务。以直接或间接手段或言论羞辱自己的国家领袖或体制，即使是在民主国家也是会遭到制裁或惩罚的。事实上我在法国结识相当多的教授等知识分子，尽管在私底下有时会严厉批评萨科齐、批评法国政府，但当涉及公开采访时，他们都相当谨慎和保留。他们还不仅仅因为害怕惩罚，而是“在外国人面前批评自己的国家是不合适的”。这里所说的批评自己的国家，指的是本国的政体。法国人在国外或外国人面前批评本国某项政策或做法是可以的，比如一位法国战略问题专家完全可能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反对法国在利比亚的军事行动。但一旦涉及本国根本制度，则几乎没有任何法国知识分子会接受外国人的采访来批评本国的政治制度，因为这涉及到立国之根本。是否因为他们对自己国家的政体就百分之百的全体一致支持呢？完全不是。我刚刚读完一本法国政论书《寡头政治够矣，民主万岁！》作者埃尔维•康普弗批评法国已经“不再是民主国家”……但我几乎可以肯定，他是不会接受我就这个题目来采访他的。我已经多次遇到类似的事件。这一点，甚至其他一些国家的知识分子也非常清醒。
2003年挪威议会将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伊朗女律师希林•伊巴迪。其用意当然是很明确的。伊朗是西方阵营的“头号敌人”。伊核危机是近几年国际关系领域最危险的一个真正的热点。伊巴迪亦不是伊朗当局的宠儿。她的和平奖证书和奖牌据说还曾被政府没收过。然而就在伊朗受到西方国家武力威胁时，伊巴迪却说了这样一句话：“西方应该向伊朗施加压力，使伊朗放弃核计划和尊重人权。但如果我的国家遭到攻击的话，请你们一定要相信，我绝对支持我的国家！”显然，无论是核计划还是人权问题，都是“政策”问题，但当涉及国家安全时，伊巴迪阵线分明。
回到法国电视二台对中国教授的采访。显然，这位中国教授所言，在对国内媒体时可以理解。但这位高级知识分子、国家公务员恰恰不理解内外有别、不懂高铁在国际上处于动辄数亿甚至几十亿美元的激烈商业竞争（所以法国报道时从来不区分D字母为首的动车与G字母为首的高铁的绝对不同）状态之中、不懂今天世界正在进行着激烈的话语权之争、不懂西方占据着道德高地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拱手将之免费送出……这实在令有识之士痛心疾首！
这几天，法国刚刚公布了著名的法航447航班失事原因的调查。这架从巴西里约热内卢飞往巴黎的空客A330-200于2009年6月1日在大西洋失事，228人死亡。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人为此事受到任何惩罚。更没有任何法国人向外国记者表示，应该解散法航、中止空客的生产或对法国国家体制提出任何质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