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中古文明是一个贵族意识强烈的等级社会，血缘的等级模式一直延续到18、19世纪。整个社会像一个梯田式的多层结构，各个阶层各就各位，各司其职，而君主与贵族居于社会的顶端。

中国中古文明在经历春秋战国时的土地私有化运动，析产继承制度的形成，以及郡县制的形成这三次重大历史变革后，摧毁了类似西方中古文明的那种贵族政治制度基础。

扁平化社会结构中平民意识浓厚，但最大的问题在于难以形成稳固的社会秩序。中国古代社会不依赖贵族政治的血缘继承，而是通过“察举”“征辟”，并最终形成科举制度选拔人才。而儒学的产生，给贵族制度已经崩溃的平民社会提供了一套等级观念，来防止社会的混乱和崩溃。儒学是要用软性的等级观念给刚性的平民社会提供一套稳定机制，这是我们理解儒学本质的关键。

科举制度成为官僚制度的支柱

相对于贵族等级制度，科层化的官僚制度要复杂得多，这尤其体现在官员的选拔上。贵族制度以世袭的方式把确定国家统治者和管理者的问题简单化、清晰化。贵族中公、侯、伯、子、男爵位的延续只需按照嫡长子继承制度进行即可。但官僚制度下的官员选拔和任命是在整个社会中进行，普通民众都有可能成为为官员的候选人。如何才能把社会中有才有德的人放到合适的官位上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秦汉两代的官吏选任主要有“察举”与“征辟”两种形式。所谓“察举”，是由公卿、列侯和地方郡守等高级官吏通过考察把品德高尚、才干出众的人才推荐给朝廷，经过朝廷的专门考核，然后授予官职。所谓“征辟”，是征召名望显赫的人士出来做官，皇帝征召称“征”，官府征召称“辟”。这套官员选拔制度显然比凭血缘关系继承官位更能把优秀人才送上政府的各个部门。

但是，无论“察举”还是“征辟”都缺乏一种统一的、客观的选拔标准，无论是皇帝还是高级官员在“察举”与“征辟”难免会受个人主观偏好和私利的影响。所以到了魏晋南北朝，形成了有利于门阀士族的九品中正制。如果任由门阀士族扩张壮大，血缘等级制度则有可能死灰复燃。到了隋代，为了防止门阀士族坐大，有着更为明确、公开和透明的科举制度应运而生。

587年，隋文帝命令各州郡推荐三人应考“秀才”；公元605年，隋炀帝设进士科取士，中国的科举制度正式形成，开始给整个官僚制度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到这个时候，中国以郡县制为基础的官僚制度才算有了持续发展的稳固支柱。

以上四个基本历史事件构成了中华古代文明的核心基础。土地私有化摧毁了由血缘和等级垄断土地的基础，导致社会成员全国性的流动和土地的自由流转；析产继承制决定了中国社会难以形成能够独霸一方的地方豪强，社会难以形成固化的等级；郡县制把平民的流动性引入官场，官职由君主任命而无法世袭，贵族政治传统退了历史舞台；最后，科举制设定了平民进入国家管理部门的普遍统一标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了中国古代社会一个常态。这四个历史发展中的变革一步步把中华古文明塑造为一种独特的扁平化形态，平民主义成了这个扁平化文明最根本的特征。 

刚性的平民制度和软性等级观念

如果把中国的中古文明与西方的中古文明相比，二者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中国是一个平民主义强烈的扁平化社会，而西方则是一个贵族意识强烈的等级社会。前者的模型犹如一张平摊的大饼，后者犹如一座金字塔形的梯田。就一个社会的活力和公平而言，扁平化社会显然有更多的优势。但是，扁平化社会最大的问题在于难以形成稳固的社会秩序。

在工业革命以前，在现代法治社会出现以前，一个社会如果没有等级，没有宗教信仰，这个社会的成员很难有敬畏之心和服从观念，社会难免走向混乱和崩溃。所以，世界各地的古代文明都曾出现过不同形式的等级社会，因为等级制度可以从某种意义上维系社会的基本秩序和稳定。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奴隶主和奴隶之间的等级划分，西欧的中世纪文明主要是依赖于封建领主与农奴之间的等级划分和封建领主内部的层层分封。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前工业时代，等级和等级观念的存在有其重要的积极意义。等级制度虽然缺乏公正和活力，但它至少暂时地维系了社会的稳定，否则整个社会将陷入混乱。

但是，上面谈到的四个重要的社会变革已经让贵族等级制度退出了中国社会，那么如何在一个没有等级的农耕社会树立起敬畏之心和服从观念成了中国古代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而这正是中国儒学产生的根源。很多人忽视了，维护和倡导尊卑有序的儒学并非产生于血缘等级社会的鼎盛期，而是产生于贵族等级制度崩溃、平民主义兴起的时期，即孔子所讲的“礼崩乐坏”的时期。所以，儒学当时的任务并不是要在未来建立一个贵族等级社会，也不是要为现存的贵族等级社会做论证和辩护，而是要给贵族制度已经崩溃的平民社会提供一套等级观念来防止社会的混乱和崩溃。换一句说，儒学是要用软性的等级观念给刚性的平民社会提供一套稳定机制，而不是在给刚性的贵族等级制度开拓道路，这是我们理解儒学本质的关键。

秦王朝只看到了扁平化社会带来的公平与效率，相信只要用刚性的制度和暴力把这种平民社会固化即可。但秦王朝的统治者并没有意识到一个社会必须要有敬畏之心和服从观念。如果平民社会的刚性制度无法产生敬畏之心和服从观念，那么就必须要有一套软性的等级观念来让民众产生敬畏之心和服从观念。刚性的平民制度和软性的等级观念是一个扁平化平民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两个支柱。但是，秦王朝只建立了一个支柱，只有刚性的平民制度，只有法家严刑峻法，没有儒家的软性等级观念，结果历时15年就被推翻。

汉朝统治者正是总结了秦王朝覆灭的历史经验，在承继了秦王朝的基本制度后，提出独尊儒术，用儒家的软性等级观念来维系在制度上没有尊卑贵贱的齐民社会。正从汉代开始，中国社会形成了刚性的平民制度和软性等级观念的两个支柱，这种相对稳定的模式一直延续到清王朝被推翻。所以，我们切勿把儒家的尊卑有序、贵贱分明的学说看成是中国两千多年社会现实的反映，而应该把这种学说看成是对一个缺乏封建主义传统、缺乏社会分层与自治的扁平化社会的一种纠正与平衡。

遗憾的是，关于儒学本质与功用一直被中西学界的主流所误解。人们常常直接拿儒家的经典学说来理解中国的古代社会，把儒学对西周封建文化的怀念误解为两千多年中国平民社会的现实，把儒家文化宣扬的尊卑有序、贵贱分明的观念看成中国两千多年的社会现实，由于这种误解，中华文明被误读为一个等级森严的东方专制社会，而血缘等级制度持续了两千多年的西方文明反被解读为一个崇尚平等的社会。对中西方文明差异的误解莫过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