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耻辱者手记》出版，作家摩罗被誉为“民间的思想者”。《耻辱者手记》张扬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启蒙思潮的余绪，批判专制、奴性，吁求良知，呼唤知识分子重建独立人格。十多年过去了，最近出了新书《中国站起来》，猛烈批判鲁迅与五四的激进主义传统，强调从中国传统思想中重新发现资源。摩罗的转变，引起了诸多争议，有评论者称，摩罗背叛了曾经写出《耻辱者手记》的摩罗。近日，摩罗接受本报记者采访，从容描述自己“急转弯”的心路历程，并称“我非常享受这个过程”。

1 谈转型 “中国，需要疼爱”

新京报：《中国站起来》出版后引发了许多争议，可以明显看出，这本书与你过去的作品比如《耻辱者手记》对比，思想转变非常大，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摩罗：有很多人用“转变”这个词，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发展，我关注的问题比以前更加辽阔了。或者我可以这样解读这两本书的关系：《耻辱者手记》是站在个人的立场，抵制国家权力对个人的伤害。而《中国站起来》是站在弱国的立场，抵制国际社会上霸权国家对弱国利益的伤害。

新京报：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的思考?

摩罗：2004年开始，在阅读西方殖民史的过程中，我的思想有了两个变化：第一，我对中国产生了强烈的国家认同。当我站在印第安人的立场恨西方殖民者的时候，我肯定想到，我们的国家也曾经遭受西方殖民。第二，我又去读国际关系史，发现从近代列强瓜分世界到现在全球化，中国一直是个受剥削的弱国。我说一句非常真诚的话，中国弱到什么程度呢，弱到像刚出生的孩子，需要我们疼爱，我觉得中国就是我的孩子。我们每一个能意识到这些问题的中国人，都应该像疼自己的孩子一样去疼这个国家，来帮助这个国家真正地站起来，真正地强大起来。

新京报：这是不是跟你做了父亲有关?

摩罗：可以说是吧，我的孩子刚刚7岁，假如我没有养孩子，可能我就没有这么多体验。我还读了梁启超和严复的一些东西，我对梁启超也非常心疼，梁启超那么尽心尽力想帮助这个国家，可他完全无能为力，他真是可怜的一个人。我曾经跟我的学生说，要知道1840年以来这几代读书人，我们是最幸福的一代。

2 看文化 “中国，必须抉择”

新京报：你的新书批判了殖民主义，认为西方文明传过来基本都是不怀好意，是来殖民、侵略的，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推论?

摩罗：这是一个普遍化的道理。我专门论述过“文化政治学”，我认为现在我们所知的这一套文化语码，都是在人类的紧张竞争关系中创建的，每一种文化都自觉地把自己的利益放在核心地位，所以文化本身就是维护自己利益的工具。西方人的文化体现了他们的核心利益，他就一定要用他的文化来替代你的文化，同时他们在传播自己文化的过程中，一定要建构异族文化的不正当性。西方人这二百年来一直在说这个问题，说着说着我们就相信了。所以我为什么提出要反对“国民劣根性”学说呢，就是因为这个国民劣根性，是西方文明为了统治我们，给我们建构出来的。包括今天搞全球化，在全球化的名义下推广普世价值，就是给你洗脑，让你听我的。你不服从，我就说你背离了普世价值，我就要掐你、打你，我就要扶持你们国家内部的知识分子来搞你。

新京报：你的意思是，关于现代世界那种普遍主义的价值观应该被重新理解?

摩罗：认清了这些事实，我就明白，光从词义上来理解西方人讲的那些话是没有用的，我们要用利益分析的方式来考虑。从字面上来说，自由、民主、人权都是很好的价值，但为什么我们就只能用这几个词来指导全人类的生活，而不能用别的词呢?中国不是有兼爱、非攻、大同吗?还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有仁义道德，为什么中国人创造的这些价值都不是普世价值，只有西方人创造的自由民主那些才是?这里面大有文章。

为什么不能用带着我们民族集体记忆的这些自己的概念，作为我们的普世价值呢?这就是问题的复杂性所在。

新京报：但是很多人反对你的看法，认为文化保守主义并不能构成真正的力量。

摩罗：这说明当下中国的国家利益、文化复兴的思潮，苗头已经比较明显了，我的书击中了一个东西。中国到了一个必须作出选择的关键点上。在文化上，我们究竟是本土文化立国，还是西方文化立国?抑或是中西合璧立国?我的书击中了这个东西，无论批判还是称赞，都跟这个问题有关。除了那些对我人格上的谩骂，大多数人还是在认真谈问题的。我对谈问题的批评是十分欢迎的。而今天批评我的人，明天可能写一本跟我一样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