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不过是法国版的孔子，但他对法国的影响与孔子对中国的影响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自由是法国人的秉性，固执也是法国人的秉性，这两大秉性虽然阻碍了法国人像他的高邻德国人那样天然具有哲学潜能，却非常非常的适于革命和反革命，因此打着劝世招牌的托克维尔在他的祖国是那样的不合时宜，尽管他那一套说辞有利于维持贵族阶级的长久统治，但贵族阶级并不喜欢他。中下层对他更是嗤之以鼻，就像柳下趾渺视孔子一样，把他和他的著作贬的一文不值，尽管今日美国新自由主义学派将托克维尔捧得很高，但在法国他的书却乏人问津。

事实上跟所有的法国人一样，托克维尔看似理性和冷静的背后，恰恰暴露了他的固执和坚持，他出身于贵族家庭，像孔子致力于克己复礼一样，他一生致力于恢复封建秩序，法国大革命胜利后，托克维尔不顾民心所向，为波旁王朝复辟奔走呼号，直到有一天把自己送进了监狱，尽管坐牢时间并不长，却严重刺伤了他的自尊和自信。出狱后，托克维尔万念俱灰，带着事业未竟的遗憾和怀才不遇的惆怅，携妻儿从巴黎返回乡间别墅，在家乡他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八年，先后写成两本书：《旧制度与大革命》和《维克托回忆录》。

《托克维尔回忆录》不但反映了托克维尔的个性，也反映了他强烈反人民反社会进步的政治立场。在这部书中，托克维尔岂止是用词尖锐，分明在蓄意丑化法国大革命，斥拿破仑为绝无千古的暴君，斥法国人民是缺乏教化的强盗、暴徒，进而全面否定了法国大革命的意义和正义性。就此不难理解，《旧制度与大革命》不过是欲盖弥彰，根本动机是为了能收获最佳欺骗效果，但《托克维尔回忆录》写的露骨直白，又担心激起民愤，成书后竟不敢发表，直到他死后34年，才由他的妻子古斯塔夫·德·博蒙代他出版。

托克维尔的思想，深受中国宪政派学者刘军宁崇拜，并将托克维尔的思想浓缩成一句话，“从法律角度讲，任何革命都是违法的。”但正如托克维尔一样，刘军宁既不强调革命的原因、为什么会发生革命；也不强调充要的社会公平和正义，是避免革命的不可或缺，离开这个大前提，任何反对革命的观点，不但在哲学上站不住脚，在实践中也同样会遭遇失败。从法律角度讲，任何掠夺和草菅人命的行为都应该受到惩罚，更不用说动辄致死人命的行为，但在托克维尔及其追随者刘军宁眼中，就变成了那是发展经济所不可避免的代价。可是我们不能不问，为什么这样沉重的代价必须要工农付出，而处于统治阶层的官员、商人和知识精英却要另算？

“人权天赋，人生而平等，”这不仅仅是大革命时期法国底层社会的心声，也是全世界千千万万底层社会的心声，法国大革命所以能深刻的影响全世界和后世，不仅在于它的波澜壮阔，更在于它代表了人类的进步力量，那铁与血的交织虽然给当时的社会造成巨大破坏，可哪一次社会进步又不是以这种破坏为前提？包括被宪政派描述的美轮美奂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是贵族阶级拱手相送的吗？天上从来不会掉馅饼，无论是骗来的财富还是抢来的财富，装进兜里就是自己的，想分享吗？可以，但请亮出你的宝剑，打赢了才有资格。

《旧制度与大革命》尽管说辞美丽，打着维护社会安宁和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幌子，本质上是在为既得利益阶级代言，目的是要将特权阶级残暴的剥削压迫合法化。显然，托克维尔给我们提供的不是治病的良方，而是激化社会毛段的一剂毒药，但这剂毒药只能让腐朽的专制统治苟延残喘，却并不能从根本上挽救它。统治阶级一旦丧失了高贵的道德品质，要想挽救这个阶级而又能避免革命，唯一的办法就是透析，用壮士断腕的精神从骨子里改变他。反之，既没有壮士断腕的勇气，又缺乏自知之明，社会必然会重蹈革命的覆辙。

中国改革开放后，主流意识形态全面否定文革，最近十年则连毛泽东也一并彻底否定，然而今天当我们遭遇改革理论的破产和实践的难以为继，则分明是在用反证的方法给文革平反，无论文革的手段和方式方法有哪些问题，但文革的理论一点没错。俞正声坦陈“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是好的”，此足见俞正声的醒彻。如果没有文革，不要说中共肯定会步苏共后尘，更可能的结果是，先于苏共就垮掉了。回首当年那些满脑子封建意识和享受胜利成果的将军、元帅、党政大员，革命胜利后号房子、换老婆、争待遇，有的人甚至还没有等到进京，就亟不可待的为自己盖了别墅，这些所作所为，与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有本质区别吗？

八旗子弟也曾经甘冒矢石。把造反起义的农民改造成共产主义信仰者，靠的不是枪林弹雨，而是要靠心灵深处闹革命。1949年只是实现了政权的更替，但中共精神层面的改造其实是一片盲区，这些人死后，媒体上都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但事实上那些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革命胜利后都功成身退回家种地去了。而留在朝堂的大多是郭老和叶帅式的人士，虽然不至于向他们俩那么夸张，一生都在结婚，但性质并没有太大区别。

既然是这个结果，如何能让人家国民党人服气，娘希匹，什么解放劳苦大众，明明是想解放自己。既然是为了解放自己，这种所谓的革命又何谈正义，何谈光明正大，何谈人间正道？究其本质不过是，一群强盗巧立名堂赶走另一群强盗罢了。而改革开放则以法律形式，要从根本上否定共产党造反起义的正义性，政权从工农手中转归官商及知识阶层，不可计数的国家财富和工农财富，迅速集中到极少数人手中，剥削和压迫合法化，工农的政治权利彻底丧失。而这一切的发生和变现，不正是当年发动文革的理由吗？难道这些还不足以证明文革的理论是正确的吗？

没有大革命，法国工人就不可能有今天这么高的待遇，尽管大革命让法国经济几乎遭到了灭顶之灾，但这种牺牲与革命后举世无双的硕果相比不值一提。历史的转折不可能不付出代价，工农的权利绝不可能从天而降，贪婪是资本家与生俱来的本性，岂会在会议室经过几场辩论就拱手相送？中国亿万富翁有十几万，千万富翁不计其数，但陈光标却只有一人，而且还倍遭主流舆论蹂躏。纵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制，没有一个不是资产阶级靠武力与贵族阶级打出来的。

没人愿意流血，更没人愿意死亡，我们十二万分的希望，中国能以和平长入的方式实现政治民主，实现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但美好的理想总是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碰的粉碎，从反特权到反资产阶级法权；从反管卡压到反走后门；从反官倒到反腐败；从反腐败到反迫害。挣扎的越强烈，套在工农脖子上的绳索就勒的越紧，一直到今天严重到了让大家喘不出气来的程度。这一切罪恶，一个政治花瓶就算在智慧再有本事，量他也做不到，他充其量是这个群体中的一个帮凶，当所有的人都鼓足了劲头自我异化的时候，他只是扮演了一个出头人的角色而已。

旧制度和大革命是一对因果关系，有因必有果，看似偶然其实是历史的必然，是量变突破临界导致质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不能因为革命的巨大破坏性，就回避革命的正当性和必然性。否则不特共产党造反起义说不通，包括农民起义推动社会进步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也同时被否定了。这是因小失大，因眼前失长远，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买椟还珠，是形有别而质相同的猫论。我们必须回到哲学中去寻找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方法，不能就事论事的复述历史片段，那是自欺欺人，也是徒劳的，不能解决矛盾只能导致矛盾更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