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默2013年6月在Ted的演讲引起了知识界与舆论界的极大关注，其中包括一些尖锐的批评。带有鲜明“中国自由派”色彩的黄亚生曾以《民主终将会赢》为题，对李世默关于两种“元叙事”的观点提出了批评。遗憾的是，黄亚生对李世默的批评更多是把自己虚幻的政治想象作为批评对象，把一个严肃的政治理论问题“卡通化”为“民主与反民主”的口号之争，这使得问题的讨论难以深入。最近，李世默在清华大学的演讲则引起了来自另一种比较严肃的批评，这就是清华大学研究生王琪对李世默两种“元叙事”观点的批评。
与黄亚生的批评相比较，王琪的批评相当严肃认真。文章抓住了李世默的核心观点，批评的每一个内容都可以说是有的放矢，论证上也自圆其说，逻辑自洽。王琪认为李世默的错误就在于汪晖先生所讲的“去政治化”，而这种“去政治化”的本质是要遮蔽和加剧现实存在的不平等，为阶级地位和社会特权辩护。
由于王琪对李世默的批评是基于汪晖的“去政治化”理论，文中直接或间接地引用了汪晖的很多话语，所以，笔者对王琪观点的批评同时也是对汪晖“去政治化”理论的批评。汪晖是笔者非常尊敬的严肃学者，但为了把一些混沌的问题进一步澄清，还是需要作出一些回应。
一、“去政治化”理论难以解释西方政治
在对西方国家现实的判断上，王琪与李世默有一定交集，二人都认为西方国家不仅没有实现民主的美好预言和承诺，反而普遍陷入了治理危机和改革困境。但是，二人理解西方政治衰败的根源却正好相反。李世默认为西方的党争民主撕裂社会并导致国家衰败；而王琪则认为，西方多党制下的各个政党实际上已经趋同或共谋，原本有鲜明派别色彩的政党派丧失了自己的阶级性或不同社会群体的代表性，政党政治已经基本上名存实亡，正是西方国家政党的“去政治化”趋势导致了西方民主的危机。
“去政治化”理论难以解释西方政治
王琪认为，李世默对国家政治的看法是基于全球近几十年来“去政治化”这一前提，而汪晖早就揭示了“去政治化”的弊端和带来的政治代表性危机。王琪引用了汪晖的一段话：“当代议会民主的主要问题是：构成民主之前提的共同善或公共利益被摒除于政治决定之外，两党或多党之间的政治差异被缩小到近于无，后者可以被概括为多党政治的政治趋同现象”。
按照汪晖和王琪的理解，19世纪以来的政党政治应当是由各个代表不同阶级或社会群体，有着不同政治价值取向的政党共同构成。这一点，王琪在文中表述得很清楚：“多党制的前提是政党有明确的代表性及其政治价值，它通过在国家框架下的特定的制度安排，形成党派间的相互竞争。西方历史上不同的社会运动（首先是工人运动）产生了不同性质的政党，所有这些传统政党都来自于社会并以鲜明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纲领表达、维护并争取实现某个或某些社会群体的利益。这种具有鲜明“代表性”的政党是政党政治和民主制度的基石，不同社会群体可以通过选票来对代表自己利益的政党做出选择，政党通过对国家的支配执行某一社会群体的利益。政党的轮替本质上是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利益再分配，因而是‘政治’意义上的”。
到此为止，汪晖和王琪对西方政党的“政治性”的理解大体是正确的。从西方政党的起源上看，不同政党代表的是不同社会群体特有的政治利益和诉求，政党政治是各个政治派系冲突的组织化形式。英语的政党（party）一词来源于拉丁文的pars，原意就是分割，转型为英文即为（part），一部分的意思。所以西文中政党（party）一词本身就表明它代表的并非是整个社会，而是社会的一个部分、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由于这个原因，在西方国家，政治虽然被理解跟国家的公共事务和国家权力有关，但由于国家权力总是由某个或某几个政党所掌控，所以，西方社会的“政治性”这个概念通常被理解为“党派性”，与“中立性”的概念相对应。在西方社会，人们指责某一个政治家太讲政治，就是说这个人的党派价值观太强，缺乏客观公正的立场。在西方的文官系统中，由执政党政府首脑任命的政府官员被称为“政务官”或“政治性官员”，与政党的上台与下野共进退，跟政治中立的事务性官员有根本区别。
但是，当汪晖和王琪用“去政治化”这个概念来表达对当代西方政治的看法时，就开始误读当代西方政党政治的性质。汪晖认为：“当代政党代表性断裂的深度让人觉得19-20世纪意义上的政党政治不复存在或只是局部地存在，正在或已经转化为国党政治，即成为国家权力的结构”。汪晖的意思是说，西方政党的雷同性或共同性使得19-20世纪那种代表某个特定社会群体的“政党性”丧失了，政治斗争的政党变成了选举党：“在西方的多党或两党制模式下，政党起到的作用基本上是以选举为中轴而展开的四年或五年一次的社会动员，它更像是更换领导人的国家机器”。汪晖认为，当政党仅仅成为选举的工具时， 政党之间的政治斗争消失了，政党的政治性也就基本消失了。
从政治理论上看，汪晖（包括一些西方左翼学者）的这种“去政治化”观点很难成立。西方政党演变为选举党不仅不是政党“政治性”的丧失，相反，恰恰是代表特定社会群体政党的“政治性”的逻辑发展。由于西方国家的不同政党代表的是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其代表性只具有部分性（part），所以，任何一个政党都没有充分的法理依据长期执掌政权。于是，通过竞争而实现政党轮流执政成了一种相对公平的选择。所以，西方“政党政治”发展成为一种“选举政治”是西方政党本质的应有之义。
其实，西方的主流政治学家通常都把政党政治定义为一种选举机制。意大利政治学家Ciovanni Sartori把政党定义为提出政治候选人，然后通过选举把候选人推上公共职位上的政治组织。专门研究美国地方政治的学者高新军对美国政党的定位很有代表性：“美国政党的产生是与总统的竞选相联系的，也是为总统竞选服务的，同时，它的发展也是同选举权的扩大紧密相连的。可以说，美国总统的竞选造就了美国的政党，美国选举权的扩大，则推动了美国政党的发展。”
所以，汪晖的“去政治化”理论对西方政党政治缺乏解释力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承认西方政党的本质是“party”,是部分，是某个或某几个阶级或社会群体的利益代表，就应当承认政党轮换的必要性，应当承认竞争性选举是不同政党的主要功能，尤其应当把更换国家领导人的政治机制看成是政党“政治性”的具体表现，而不是理解为“去政治化”。同样，如果西方社会真的如汪晖讲的那样，各个政党已经抛弃了自身特殊的党派性而趋于雷同，那么西方的多党制还有什么理由继续存在呢？很难想象有着共同利益和雷同政治理念的政党竞争和轮替有何意义。
从事实层面看，汪晖的“去政治化”也不符合西方社会的现实。弗兰西斯.福山最近在跟李世默的对话中谈到的美国政治现状与汪晖的判断正好相反。根据福山的观察，美国的民主共和两党不仅没有在价值和利益上趋同，而是分歧与冲突进一步加剧：“美国目前处于一段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历史时期，民主党和共和党造成美国政治体制两极分化。这是长期积累下来的问题，两党之间宿怨已深，导致美国政治陷入僵局。因为党派政治的巨大分歧，美国在很多方面很难做决策——包括最近备受关注的移民政策，甚至包括政府预算、医疗改革等基本决策。过去，美国体制曾周期性地暴露出这个问题”。为了说明美国两党在政治上的恶斗，福山在两卷本的《政治秩序的起源》中创造了一个新词：否决制，“Vetocracy”，两党在一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上恶斗而不惜滥用民主的否决的机制。就美国的政治现实而言，生活在美国政治中的福山对美国两党政治的描述远较汪晖合乎实际。
当然，汪晖在批评西方民主制度时也提出了一些相当深刻的具体阐述，比如西方劳工运动在强大的资本与市场的霸权下不断衰落的现象。但由于“去政治化”这个理论概念本身包含内在的矛盾，很难对西方政治给出强有力的解释。
二、“去政治化”理论难以解释中国政治
无论是王琪还是李世默，谈论政党政治的落脚点还是中国的现实，西方国家仅仅是作为一个参照体系。如果说王琪与李世默在对西方国家的事实判断（非理论解释）有一些共同点和交集，那么对中国现实的判断和解释则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歧。
李世默认为，当前的中国政治模式在世界上具有强大的竞争力，正是这种政治模式上的优势导致了中国经济持续数十年的高速增长。而王琪则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并不能掩盖中国政治体制的严重弊端，不能掩盖中共“去政治化”的蜕变和“政治代表性的断裂”。
王琪认为，中国在改革开放后，“执政党逐渐将经济建设、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建设作为通往现代化的普遍道路。在私有化和市场化的历史进程中，政治精英逐渐将自己转化为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表，权力精英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分界逐渐模糊而与工农群众则日益疏远，执政党与其所宣称的阶级代表性之间已经断裂。在中国目前去政治化的政治中，国家和资本的霸权压制阶级话语，以隐藏阶级地位和社会特权，为新自由主义保驾护航”。为此，王琪断言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自身身的政治价值被消解了，留下的只有作为国家或“政治体制”的职能。
为了说明中共代表性的断裂，王琪引用了汪晖论述：“‘代表性断裂’集中表现为政党一方面超越先前的阶级范畴，宣称其普遍代表性，另一方面却与大众，尤其是处于底层的大众更加疏远。我们可以找到对于工人和农民的保护性政策，却难以发现在人民战争中形成的那种工农政治与政党政治之间的有机关联”。“在此情况下，党逐渐从一个特定政治价值的团体蜕变为一种结构性的和控制性的权力体制。”
王琪以及他引述的汪晖的论述涉及了两个基本问题。一个是理论问题：在中国的话语中，政治的含义为何？这个最基本的概念不澄清，就无法讨论中国目前是否存在“去政治化”的现象；第二个是事实问题，中共究竟有没有背离劳工阶级，中共作为中国的执政党，究竟有没有发生“代表性断裂“的问题？
从论述者讲话的语境看，汪晖和王琪在谈到“政治化”或“去政治化”的概念时，基本上是在西方的话语体系中转圈，他们对“政治性”或“政治化”的界定是一种很难直接移植到中国的西式话语。在西方的话语体系中，政治性就是“党派性”，“非全民性”，“非中立性”；政党的“去政治化”就是放弃了自身的派别性而自我标榜为“全民性”和“中立性”。用这种西式话语的“去政治化”来解读中共和中国政治，自然会把中共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理解为放弃了自身的政治性或“去政治化”。（王琪：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本身的政治价值‘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消灭资产阶级，实现工人阶级的当家做主等’被消解了，留下的是其作为国家或者“政治体制”的职能）”。
但是，从欧美借来的西式话语很难切合中国的实际，尤其是在社会科学领域。政治这个概念在中国跟在西方现实中的具体使用有很大的不同。在西方，一个党或一个政治家讲政治，就是意味着“党派性”和“非中立性”。但在中国，讲政治的含义就是讲“大局观”和“公共性”，而决不是讲派别性。（中国在二十世纪革命年代把政治性与阶级性等同起来这是一个特殊时期，并且是特定原因，本文下面会谈到）。孔子讲“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这是把政治和管理公共事务看成是惠及全体社会成员而非部分人。防止任人唯亲，防止“小人党而不群”是中国几千年政治的一个基本准则。
政治作为一个现代词汇来自日本中的汉字，但到了中国却被赋予了与西方党派性不同的含义。孙中山讲：“政治两字的意思，浅而言之，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中国在革命建国年代，因为有一个打击和推翻的革命对象，所以中共曾使用列宁关于政党的理论，把政治性、阶级性和党性联系在一起，但这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只是极短暂的一个革命时期。中国在告别革命后，政治这个概念再度回归到国家性和公共性的层面上。
稍微了解今天中国现实的人都很容易发现，在中国，讲政治，讲政治性，跟在西方讲政治、政治性有根本性的差异。中国人讲政治通常意味着“讲大局”，讲“集体利益”、“民族利益”或“国家利益”。即使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讲政治、讲党性也跟西方政党讲政治、讲党派不一样。按照中共的政治理论，讲政治不是讲政党自身或某个社会群体局部的利益诉求，而是讲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因为中共从不认为自己有任何特殊的党派利益。中共给自身设定的历史使命并不是要满足社会中某部分人的利益诉求，而是要追求全体中国人的利益最大化，要带领全体中国人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舍此无他。如果用西式话语中的“政治性”或“去政治化”概念来解读中共和中国政治现实，把中共今天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理解为“去政治化”，理解为消解了自身的政治性，这就好像在西方的象牙塔里与西方学者对话，太不着中国社会现实的边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