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香港政府将向立法会提交普选方案，香港政改由此步入“五部曲”中最关键的阶段。然而目前在香港问题上，舆论依旧存在片面化误导现象，许多民众集体失忆，对香港历史及政改问题的本质存在误解。

4月19日，由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与观察者网主办的“政治体制比较研讨会”将在上海交大举行，会议邀请众多专家齐聚一堂，围绕“普选对香港意味着什么？”，全方位剖析香港政改，澄清误解，敬请关注。】

近日，香港《亚洲周刊》总编邱立本发表了一篇题为《港独学生要求重启南京条约让谁痛心？》的文章，直指高举英国米字旗的港独组织是历史失忆，忘记了英国人对香港的殖民统治。笔者高度赞同邱立本先生文中的观点。确实，当前香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是年轻人的国家意识非常薄弱。香港年青一代对中央政府的不满和对内地的疏离感越来越强。在去年香港爆发的“占中行动”中，年轻学生既是运动的先锋，也是运动中的激进力量。

显而易见，如果不解决香港年轻人的思想问题，香港未来的政治发展就无法稳定。从某种意义上说，香港问题的根本就是青少年的问题，青少年的思想决定着香港未来。

爱护香港力量举行游行，支持推行国民教育科

港府在国民教育问题上的失败

对于香港年轻人出现的问题，中央政府相关部门和特区政府早已看到，而且也在积极采取办法解决：

2007年7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到访香港并发表讲话，强调“要重视对青少年进行国民教育”。2010年，特区首长曾荫权在施政报告中明确提出设立独立的“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并紧接着成立了“德育及国民教育专责委员会”。2011年5月5日，港府推出“德育及国民教育科课程指引（小一至中六）咨询稿”，建议将此科列为必修科。2012年6月，教育局出版的德育及国民教育科课程指引。2012年8月3日，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宣布教育局将成立开展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委员会，邀请各界代表加入，共同监察“国民教育”的推行。2012年8月底，教育局向全港65间官校发出“限阅文件”，命令校长记录官校教师对国教科的取态和表现，向局方汇报后记录在案。“倘有教师罢教”、“拒绝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工作”等情况，教育局将“视乎个案的实际情况考虑如何处理”。

但遗憾的是，香港特区政府提出的国民教育遭到香港政治反对派的强烈抵制：

2011年8月21日，学民思潮组织“821撤回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大游行”。2012年5月13日，学民思潮组织再度发动“513撤回国民教育课程大游行”。2012年7月由香港部分家长组成的团体，成立“国民教育家长关注组”，要求港府撤回国民教育课程。2012年7月29日，“学民思潮”、“国民教育家长关注组”及“教协”等团体发动“全民行动，反对洗脑729大游行”。2012年7月30日，“教协”以及“学民思潮”共同要求政府在9月3日前撤回国民教育，并积极组织罢课，与各相关人士（教师、家长、学生）商议及合作，寻求办学团体等社会各方的支持。在7月份，香港的“反对国民教育大联盟”也宣告成立。2012年8月1日，本港多个办学团体，包括循道卫理联合教会、香港道教联合会、香港佛教联合会和仁济医院反对教协早前提倡的罢课或罢教行动；而全港十七区的家教会主席均以个人身份反对教协早前提倡的罢课或罢教行动。

在抵制港府实施国民教育问题上，除了政治立场激进的学民思潮组织外，香港“教协”和“国民教育家长关注组”对一些立场中立的香港居民影响较大，裹挟了相当多数的教师和学生，给香港特区政府推行国民教育造成很大阻力。

面对香港发对派发动的抗争，港府被迫退让。2012年9月8日，梁振英宣布取消德育及国民教育科的三年开展期的规定，改变为由学校自行决定是否开办国民教育科及其教学方式。2012年10月8日，“开展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委员会”主席胡红玉宣布该委员会的建议，请求港府搁置国教科课程指引。这是继23条立法失败以来，香港特区政府遭受的另一次重大挫折。

对港府推行国民教育失败的检讨

从时机上看，香港地区居民国家意识高涨的时期是在1997年回归前后，香港特区政府没有在这个最佳时期，一鼓作气地推出香港回归后的国民教育。相反，港府在香港回归后15年间的国民教育问题上无所作为，尤其是没有把香港回归前后的政治制度比较作为学校历史教育中的一个重要内容，香港年轻人的历史虚无主义在过去十几年间急剧膨胀。

港府在推行国民教育时没有清醒地意识到，香港国民教育的推行并不是在一个历史连贯的常态社会，而是在一个发生了主权交替的社会。面对香港主权在1997年的交替，部分英国政客和香港亲英人士是心不甘情不愿的。众所周知，在任何一个发生了主权更替的社会，建构新的价值观都不仅仅是“建构”的问题，而是“革故鼎新”的问题。香港国民教育的起点应当是“破”，“不破不立”，只有破字当头，立才能紧跟其后。如果不破除旧的殖民教育条件，只是简单地建构新的国民意识，注定很难成功。相反，香港主政者如果能在政治和价值观上破字当头，对英国在香港的殖民统治进行实事求是的揭露，新的价值观和国民意识的形成就会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下面是两个破旧立新做得较好的典型案例：

1949年中共建政，如何在中国构建新的政治观和价值观，如何重新塑造中国人的国家意识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中共破字当头，把揭露和批判国民党政权和旧中国的腐朽、黑暗作为建立新中国的意识形态的起点。正是由于中共实事求是地揭露了旧中国的腐朽与黑暗，新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才能顺势而建，社会主义的政治观和价值观才能很快建立起来。由于广大中国民众对旧社会的黑暗面有足够了解，所以，即使在中国社会发展遭受挫折之际，甚至在文革期间，普通民众仍然没有动摇对共产党的信任，更不会去怀念旧中国，因为绝大多数人都不愿意再回到革命前的旧社会。中共在执政前三十年之所以能够牢牢地站住意识形态的制高点，跟在历史教育中对比新旧社会这一点分不开。中共如果没有对当年国民党政权黑暗面的揭露，后来社会在遭受挫折时就很容易产生对过去的怀旧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