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煮酒君
在中国古代，人们席地而居的习俗由来已久，延续的时间非常长。
明代罗欣在《物原》中写道：“神农作席荐”，可见其源流之长了。它结束的时间，大约为晋朝末期，不过依旧有残余的习俗保留。直到进入宋代，中国人开始彻底告别席地而居的生活方式。
“席”在夏朝时，还很粗陋，虽然在“席”的边缘装饰花纹，但是也只限于宫廷使用，称之为“茵席”。
商朝后期，“茵席”使用逐渐多了起来。《太公六韬》中说：“桀纣之时，妇女坐以文绮之席，衣以绫纨之衣。”可以知道当时已经出现很讲究的“茵席”了。
进入周朝，朝廷还专门设置掌管铺陈之事的“司几筵”。这时，“茵席”不仅是人们坐卧用具，还与繁琐的礼仪联系在一起了。
当时的“席”一般为长方形或者正方形，不过有大小长短之分。长的可以坐数人，短的仅坐两人。方的称之为“独坐”，从字面意思也明白，这是仅供一人使用的席子。一般使用它的人都是长者或者是尊者。与“席”同时使用的，当时还有一种称之“筵”的席子。筵与席其实同义，只不过“筵”比“席”长和大。为了有所区别，便把铺在下面的大席称之为“筵”。具体使用的方法是，先在地上铺上“筵”，然后在“筵”上根据需要再铺设一层或者两层小席，人们就坐在小席之上。
根据《考工记》中记载：“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二筵。”如果以周朝时的一尺20公分计算，九尺之筵大约为一百八十公分。说明当时的室内高度并不高，席地而坐也是必然。除了“筵”外，放在“筵”上的坐卧的席以及几、案、屏风等等，都是随用随置，根据不同的场合而作不同的陈设，这一点不像现代的家具那样，一般都有固定位置，平时很少移动的。
“筵”、“席”如此分明，礼仪必然严格。所以，古人在平时接见或者招待宾客时都要设置席，并且有严格的规矩。如果坐席的人数较多，其中年岁较大的或者地位较高须另外单设座位，即使有时与其他人同坐一席，长者或者尊者必须坐在首端，而且同席的人还必须尊卑相当，不得悬殊过大，否则长者或者尊者就会认为对自己的侮辱。
《史记·田叔传》中记载，汉武帝时，任安与田仁都是大将军卫青的侍从。一次，卫青带领二人到平阳公主家作客，命令二人与骑奴同席而食，此二人认为受到了极大的侮辱，一气之下拔刀隔断席子。
“席”在座位上体现出尊卑，有时候还体现着奖惩。
据《艺文类聚》记载，东汉有个叫殷亮的人，建武中拜为博士，后来又升为讲学大夫。与一群儒生讲论经史，并规定胜者赐席，殷亮常常胜利，以至于重席到八九层。《后汉书》中也有这样的记载。当时一个名叫戴凭的人，被征召为博士。某一次，光武帝刘秀召集公卿讨论问题，群臣都坐在席上，只有戴凭独自站立不坐。光武帝问他原因，戴凭说：“讲经博士地位在群臣之下，而坐居臣上，所以不敢坐席。”光武帝便命令他与各位儒生互相出题辩论，如果有其中经义上不通的，夺其坐席赠与通者。戴凭依靠自己学识，大胜群儒，以至于坐了五十余席。
因为房间内铺满了“筵”，所以在古代人们走进室内之前就要先脱掉鞋子，以免将污泥尘土带入室内，污秽筵席，于是就渐渐形成了一种礼仪，在室内不应该穿鞋，不仅普通百姓如此，即使君王也不例外。
《左传》记载，楚庄王听说宋国人杀死聘于齐国的楚国使者申舟，气得“投袂而起，屡及于窒皇，剑及于寝门之外，车及于蒲胥之市。”因为在室内不穿鞋，所以楚王气得冲出门外时，来不及穿鞋，从者送屡到前庭才追上。同时，臣下也为了表示尊敬，去见君王时不仅在室内不能穿鞋，连袜子都不能穿，必须要赤足。《左传》中记载，“卫候为灵台于籍圃，与诸大夫饮酒焉，褚师声子韤而登席，公怒。”褚师声子穿着袜子就登席，卫候大怒，于是褚师声子连忙解释说，我的脚有毛病，与平常人不同，如果见到了，您会恶心呕吐的，因此不敢脱去袜子。这一番话非但未能平息卫候的愤怒，反而让卫候更加生气，大夫们纷纷为褚师辩解，卫候仍然怒不可遏。直到褚子出去后，卫候还手叉腰大声骂：“必断而足！”可见当时，在王侯面前不脱袜子直接坐在席上是非常失礼的行为。
西晋以后，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先后进入中原地区，各民族的文化习俗开始融合。
曾经的旧传统和旧习俗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建筑技术的进步，特别是斗拱的成熟和大量使用，增高了室内空间，席地而坐的习俗受到了冲击。
到了唐朝，桌子、椅子、屏风、大床开始出现，从前的脱鞋进室后的坐席习惯开始改变。
不过，直到宋代，一些士大夫家依旧顽强的抵御着变化。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记载：“徐敦立言：往时士大夫家，妇女坐椅子兀子，则人皆讥笑其无法度。”可见北宋时，士大夫家内妇女还不得坐椅子这类“新式家具”。
不过，不管上流人士如何反对，旧习俗已经彻底改变，而且是势不可挡，而与席地而坐相联系的礼仪制度也被抛弃，变成历史遗迹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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