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日本之前，我和同事们开会，讨论陈世锋杀害江歌一案开庭的报道主题。因为这一次和八月份我们的首次报道不同，有众多国内媒体和我们同时报道，《局面》必须有属于自己独特的报道角度。
我在会议上说：我们应该报道的是，发生在陈世锋和江歌这两个中国人之间的刑事案件，在日本的司法制度下，是如何完成审判的。
围绕江歌案，背后一共有三重冲突：第一，是凶案发生后，江歌妈妈和刘鑫之间的矛盾。包括案发时刘鑫是否锁了门，事后刘鑫是不是该去见江歌妈妈，做适当的说明，表达歉意。这些内容虽然涉及到一些案情，但更多的还是属于人性和道德的层面；第二，是陈世锋到底是否构成故意杀人罪；第三、中日司法制度和文化的差异。
《局面》栏目在东京的导播台
第一重矛盾，是我们八月份报道江歌案的重点，上个月参加梁欢秀，我讲过我们报道的理念。中国正处于一个转型社会，价值观谱系有着鸿沟般的分歧。在江歌妈妈看来，江歌是因为刘鑫而死，刘鑫是受益人，她和她的家人有道义上的责任。但在刘鑫看来，她虽然和江哥之死有关联，但并非直接关联。两者之间的价值观冲突，造就了事发后300多天两家人之间的次生伤害。
第二重矛盾，陈世锋杀害江歌，到底是激情杀人，还是蓄谋杀人？2016年11月2号，他到底是去找江歌还是刘鑫？这事关陈世锋的定罪量刑。
第三重矛盾，是中日司法制度和文化的差异。文化上，江歌的妈妈在开庭前在中国和日本广泛征集签名，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中国人。在国人心目中，杀人偿命的观念依然根深蒂固。但在现今的日本，虽然形式上死刑尚未废除，但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判处死刑很难，执行就更不用说了，难上加难，判决后一二十年不执行都非常常见。
在司法制度上，中国和日本也有很大不同。日本有陪审团制度，陪审员的权力很大，从认定事实，到判罪量刑全程参与。日本的犯罪嫌疑人可以全程保持沉默，在供述前可以见律师，可以看到警方和检方的全部证据。甚至，在法庭上，他也可以全程看到证人出庭的全过程，并在最后接受询问。
在这次赴日报道中，我最关心的是第三重矛盾。第二重矛盾，其实是附着在第三重矛盾下的表象问题。而江歌妈妈和刘鑫之间的恩怨，在我看来，早就不再是报道的重点。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在本次赴日报到中，几乎没有再参与江歌妈妈和刘鑫之间的是非。我认为，庭审开始后，这种人性层面的争议，应该让位于司法审判过程。
不懂日语的王局在直播前在仔细核对细节
在报道江歌案的过程中，我曾经听到这样一种声音，说，这不过是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有那么大的新闻价值么？
我的回答是，当然。
江歌案的人际关系图谱里，几乎全都是中国人，但案发地却在我们的邻国日本。它差不多相当于将一起中国的杀人事件，移植到日本的法庭上进行审理。审判制度的迥异，量刑结果的不同，舆论和司法之间的互动，包括中日两国民众思维和文化的差异，全都因为这起看似普通的刑事案件而交汇。
它的内涵因此而丰富，背景由此而复杂，也正因为如此，这起看似普通的刑事案件，有着极为特殊的价值。
一个国家在行进中，有时候需要我们自我审视，有些时候，需要异于我们常态的坐标。日本的司法制度和文化，在恰当的时候，以这种方式闯入我们的大众视野。我相信，若干年后，这起案件一定会成为司法史上的经典案例。通过它，我们了解了那么多不同，从观念，到制度。
一审结束后，我们并没有立即撤离。我们一直在努力争取采访控辩双方的律师，还有法庭上那两位风度翩翩、辩才出众的检察官，非常可惜，最终都没有实现。但是，我们在七天庭审的时间里，始终都坚定地贯彻我们的报道主题。尽量用准确的细节还原庭审过程，分析控辩双方在法庭审理结构下盘问的逻辑和深意。有些人指责我们的节目不够客观，其实这些人不太明白，这些法庭询问，如果没有专业的分析和解读，普通读者根本无法理解。至于评论，我只言及杀人者陈世锋，对于江歌妈妈和证人刘鑫，我最多只做了客观分析，没有任何评论。
每天的庭审记录都有几十页，7天下来用了八个本子
半个月的报道，我有如下体会：
1. 在日本的刑事审判制度下，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可以得到充分的保障。陈世锋在被捕后，长达两个月的时间一直保持沉默，他只承认自己恐吓过刘鑫，对杀人的罪行始终零口供。直到警方侦查完毕，证据搜寻结束，陈世锋看到这些证据之后，才开始供述。他的供述是参考了警方获得的证据之后才开始“编造”的，警方获得的证据，对陈世锋完全透明。一个公正的审判，不但要做到让公众满意，也要尽可能让犯罪嫌疑人挑不出任何程序和审判过程的瑕疵。只有这样，公正才是全面的，没有保留的。
2. 日本检察官，也包括庭审中的法官，原被告方的律师素质都非常高。检察官、法官包括控辩双方的律师在庭上的询问水平非常高，有些提问令人击节赞叹。我是一名主持人，对各种提问天然敏感。法庭上，控辩双方在提问时，我脑海里也在不断地问自己，如果是我，此刻我会怎么提问，才能呈现出陈世锋，也包括控辩双方出庭证人言辞中逻辑和“事实”的荒诞，从而让法官和陪审员接近真正的真相。7天庭审下来，我觉得我可以补充的提问寥寥无几。过段时间，我会在语音里专门讲一次江歌案庭审中精彩提问的赏析，对于许多立志于做一名好记者的从业者，这是不可多得的教材。
为什么日本的法庭上提问水准如此之高？我个人认为，是因为控辩双方的地位相对平等。双方在证据和信息领域是对等的，检方和原告方律师，唯有通过高质量的提问，让事实浮出水面。换言之，是庭审中心制逼迫检方不得不提高自己的水平。
王局和腾讯新闻主持人何润锋去上野公园寻找陈世锋丢弃衣物的地点
3. 江歌案在庭审前受到国内媒体广泛关注，法庭和法官了然于胸。他们知道旁听席上坐着许多家中国和日本的媒体，虽然很多人并没有坐在媒体席上。法庭一方面尽可能提供各种方便，比如，第一天进法庭时，安检人员和我们提示各种注意事项，我们国内来的人一句也听不懂，第二天，安检人员手里就拿着中文提示牌，告诉我们提示的各种内容，非常细致。但另一方面，法庭对法庭秩序的维护非常严格，反复提醒旁听的媒体人不可以随意出入，弄出声响，干扰，哪怕是无意的干扰法庭的审判过程。
我觉得这是一种健康的生态。面对一起世人瞩目的案件，媒体可以充分采访和报道，但法院坚决不受媒体和舆论的任何左右。庭审中辩方律师曾经问及江歌妈妈是否在接受采访时指责过刘鑫，检察官立即抗议，法官马上指示辩方律师换问题。整个司法体系，对媒体报道有可能影响审判活动极为警惕，他们通过程序内的自我设限，防止媒体和舆论对审判活动的干扰。
4. 中日在司法观念上差别巨大。江歌的妈妈执着于陈世锋必须被判死刑，否则就是令人绝望的，不可接受的。许多关心此案的国人，也更多地将焦点放在最后的量刑上。与之相对应，陈世锋杀人案在程序上和审判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另一种公正，并没有多少人关心。我当然能够理解江歌妈妈和这些人的心情，但我依然希望，人们应该重点关注的不是结果，而是司法正义如何实现。
另有一个值得一提的差异是，日本的刑罚看起来似乎比中国轻，但它的社会惩罚系统要远远重于我们。一个人一旦犯了罪，想要再次进入主流社会基本没可能。这种高昂的成本在背后支撑着普通民众的敬畏心，很多错误一旦犯过，就再也没有机会回到从前。这从另一个角度告诉我们，正义的实现有多个途径，并非只有严苛的刑罚一种。
5. 要特别说一下陈世锋的辩护律师。我在节目里说过他“混淆是非”，这个词其实并没有什么贬义。作为辩方律师，他代表当事人陈世锋的利益。按照日本的法律规定，如果辩护律师未能竭尽全力为自己嫌疑人辩护，甚至可以成为二审上诉的理由。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只有在律师全力以赴的辩护中，才能得以实现。
采访中我了解到，陈世锋的家人在凶案发生后，并没有特别为他寻找法律上的帮助，陈世锋父母的家境很一般，直到一审开庭，这位名叫中岛的律师，也没有收到任何律师费。陈世锋虽然在中岛的律所存有三十万日元的个人财产，但这笔钱，远远不够支付律师的费用，这样的刑事案件，日本律师的平均收费是一百万日元。开庭前将近一年的时间，主要和中岛联系的，是一名日本的老人。他多年前去厦门时，曾经得到过陈世锋的帮助。陈世锋来日本留学时，最初的三周，就住在他家。我很好奇，到底是什么力量，让这位律师在没有收费的前提下，如此经心尽力。
6. 最后，我想说的是，庭审过后，江歌妈妈和刘鑫之间的恩怨，应该逐渐复归到法律的轨道上了。一个现代的法治社会，应该尽量选择用法律的手段维护各自的利益。这条路有时候看起来犹如漫漫征途，但我们要步入一个现代国家，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局面》同事临时在街上买卡纸制作的LOGO
最后，要感谢所有支持《局面》的观众和听众，感谢所有和我们一起报道的国内媒体，感谢那么多在东京帮我们排队领旁听券的留学生和在日华人。所有这些对我们的支持，最终，都会变成我们坚定前行的力量。
再见，东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