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赵俪生的回忆录《蓠槿堂自叙》（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十月版）时，看到有关 
杨联陞的一段事。 

  　　我一向认为，回忆录在没有旁证的情况下，是不能做为孤证在研究中使用的，因为 
事后的回忆总难免有不准确的地方。赵俪生回忆录中涉及到杨联陞的那件事，虽属偶然 
，但不能说是一件小事，因为关系到杨联陞的人格，所以我想就此事做一点分析。 

  　　事情是这样的： 

  　　一九八七年四月，以研究中国土地制度和农民战争史著称的史学家赵俪生，应美国 
一个学术机构的邀请前往美国访问。赵俪生此次美国之行，很不愉快。其中就涉及到了 
杨联陞（203、204页）。 

  　　赵俪生在美国遇到困难时，想到了他在清华的同学杨联陞。赵俪生在当天的日记中 
记下了这件事。当时负责接待赵俪生的美方人员，在赵俪生困难的时候，就问他在美国 
还有什么认识的人。便中就问起了他和杨联陞的关系。赵俪生说：“是大学同学，他高 
我一级，他九级，我十级，在学校住一栋宿舍，见面打招呼。”那位美方人员告诉他， 
杨在哈佛的学术地位非常高，他是哈佛学术委员会的委员。美方人员听了赵俪生的介绍 
，就给杨联陞家里打了电话。他和杨说明情况后，就把电话递给了赵俪生，说杨要和他 
直接说话。赵俪生在他的日记中说： 

  　　杨用中国话说：“我听说你来了，但是我只能告诉你，第一我不能到旅馆看望你， 
第二我不能请你到家里或馆子里吃饭，因为美国史学年会就要开了，我的若干弟子都要 
到波士顿来，都要来看我，我老了，接待不动，所以一律挡驾。我挡了他们的驾，怎么 
能单独应酬你呢？” 

  　　我告诉他，我并不要他到旅馆来看我，也不要他请我吃饭，只希望在Kuhm先生这里 
打开僵局。中美交流协会指定的是Kuhm，可是Kuhm躲着两三天不见踪影。我困居旅馆， 
又不习惯吃西餐，又不习惯打美国电话，所以情况很困难，所以希望有所解救。 

  　　杨发话了：“Kuhm那里，我不能打任何交道。至于你，又不能吃西餐，又不会打电 
话，我要问：你到我们美国来干什么？像你这样到美国来，只能给中国人丢人！”他在 
电话里声色俱厉了。 

  　　简直是五雷轰顶！Frye在电话机旁也惊呆了。我冷静了一会儿，开始给杨回话： 

  　　“杨联陞同学，‘丢人’二字是您先出了口的，那么底下，就得容我来说了。记得 
芦沟桥炮响的第二天早晨，我二人在清华六院（新斋）门口碰见还说了几句话。你说， 
这一来就要各分东西了。不久，我就到了太原，在山西新军打了两年日本鬼子，弹片至 
今还留在腿里。可是您呢？您却在中美处在极不友好的情形下跑到美国来，替侵华军师 
当了军师。试问，咱们二人谁丢人？！”我也在电话里声色俱厉了。 

  　　电话那边没有回响，但明显也没有挂上。可能，对方也会受到些震动吧。 

  　　客人走后，赵俪生一个人躺在床上想，为什么这些人这么气粗？他的解释是，“这 
些人在大学里受的殖民主义者的教育，先入为主的就是崇拜西方，而西方又是在悠久的 
传统里崇尚‘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利为已’的，所以这些人从来不是理想主义者。 
什么是理想主义者？理想是什么？我想，我们理想主义者首先瞅着的就是贫富不均。” 
赵俪生接着还说：“而这些在美国的人不是这样，他们追求的是高薪资，一处小楼带草 
地，汽车房里四部小汽车，先生一部，太太一部，儿子一部，外小货车一部。至于现实 
社会上那些贫富不均，他们则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反而放口咒骂一切激进主义者都没 
有好下场。用中国老话说，这些人是些‘全无心肝’之辈，跟他们有什么样道理可讲呢 
？他骂你‘丢人’，你就‘丢人’就是了。”（205页） 

  　　这是赵俪生在美国受挫后发出的感慨，可以说，和他早年的思想是一致的。赵、杨 
同出于清华，赵是外语系，杨是经济系。杨长赵三岁，赵是山东人，杨是河北人，虽然 
在清华时交情不深，但他们总是清华校友，而且同是北方人。按清华习惯，不论前后， 
凡在世界各地的清华同学，都有相互关照的情谊，特别在他乡别处，清华校友更应有一 
份特殊的情感。而在这两位清华校友之间，却没有表现出通常清华人那样的感情。赵俪 
生在美国的遭遇，看似有一定的偶然性，但这偶然中，实际隐含着他们早年在清华时就 
埋下的思想冲突。这也就是我为什么特别留意赵、杨冲突的由来。 

  　　赵俪生在他的回忆录中曾说过，在当年清华学生中，早有左中右三种倾向。这虽然 
是一个不准确的说法，但却是容易理解的说法，我现在也沿用了它。那些左的学生，大 
体上就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和参加者，可以蒋南翔为代表。而中间偏左的， 
就是赵俪生和王瑶那样的学生，中间偏右的学生，就是杨联陞、何柄棣这样的，像徐高 
阮，是先左后右。熟悉清华校史的人都知道，这些人都是前后同学。这样概括，未必准 
确，但为了方便，我们权且这样来评价他们。 

  　　一二九运动的主要人物，后来差不多都成了一九四九年后中共接管高等院校的第一 
批领导者。杨联陞、何柄棣、徐高阮他们，先后去了美国和台湾，大体上是过着学者的 
生活。赵俪生和王瑶是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的，但他们又不同于蒋南翔那样的参加者 
。他们在骨子里还都有着自由主义的天性，在学生时代，他们对于革命的热情，现在看 
来，都带有浪漫主义的色彩。赵俪生在回忆录中就说过，一二九后期，蒋南翔曾想让他 
参加中共，而赵俪生却说：“我走不成布尔什维克的道路，我受不了严格的组织性和纪 
律性。我愿意做一个全心全意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同时是一个自由主义者。”（47 
页）王瑶在回忆他早年的清华学生生活时，也说过几乎是相同意思的话。一九四八年有 
人拉他加入新民主主义文化学会时，他说过：“我听说有组织的约束性，就拒绝了。”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思想底色，赵俪生和王瑶后来才从革命道路上脱离出来，而成为了学 
者，特别是他们到了晚年，思想姿态大体都回到了他们早年的自由主义基点上，特别明 
显的，就是晚年写了《思痛录》的韦君宜。 

  　　从晚年看青年，感觉是这样的，那些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领袖虽然成了革命者，我不 
怀疑他们当年的理想和献身精神，但他们的理想后来并没有实现。他们后来的生活道路 
也不平坦，像蒋南翔、杨述，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都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这些一二九学 
生运动的领袖，毕竟不同于那些从延安来的革命者，他们最终还是不能和那样的革命者 
在思想上达成平衡，冲突也就不可避免。 

  　　赵俪生和王瑶都是有相当学术天份的人，但因为后来的经历，他们没有成为第一流 
的学者，成了第一流学者的，不是他们，而是像杨联陞、何柄棣那些当年在思想上，倾 
向于胡适的人。 

  　　要了解杨联陞，就必须知道他和胡适的关系。杨联陞是胡适四十年代以后在学术上 
最知心的朋友。此点，我们从《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与杨联陞往来书信集》（台湾联 
经出版社）当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杨联陞四十五岁就成为台湾中研院院士，这也与胡 
适对他的赏识有关。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九日，胡适在给赵元任的一封信中就说：“中研院也催我办院士 
提名，济之信上问的是‘史学’的老辈‘廷黻（姚）从吾’应否提出及如何提出的问题 
，我今天下午要写长信给他。我也想到联陞，但如果顾到史学‘老辈’，联陞怕将等候 
一年了。”（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五册2586页，台湾联经出版社）同 
年九月间，胡适又给赵元任写信，希望由赵元任领衔提名杨联陞为中研院院士候选人。 
一九五九年杨联陞和凌纯声、刘大中一起当选为中研院人文组的院士。杨联陞曾在他给 
胡适的信中说过：“您对我实在太好了。”  

　　胡适看重杨联陞，主要是看重他对于中国现代学术的贡献。胡适晚年，对于中国现 
代学术在世界学术界的地位非常在意，那时他自己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他常想到中国 
现代学术的薪火相传，他对杨联陞的感情，也可以说就是对中国现代学术的感情。他为 
中国现代学术界能有杨联陞这样的人而感到欣慰，在胡适的遗嘱中，杨联陞和毛子水是 
他指定的两个处理他文件和手稿以及身后出版事宜的人。 

  　　在四十年代，晚胡适他们那一代的青年学人中，最为老辈学者陈寅恪、赵元任、傅 
斯年看好的两个学者，一个是出身燕京的周一良，另一个就是出身清华的杨联陞。四十 
年代末，胡适将回北大，重建中国北方学界重镇，在他的心目中，周一良和杨联陞就是 
他将来最想倚重的青年学人。到了五十年代，周一良已回到中国，虽然胡适没有说，但 
我们从他对杨联陞的感情中可以体会到，他是把对中国现代学术的希望都寄托在了杨联 
陞身上了。胡适本来是一个对政治有兴趣的人，但他从四十年代起和杨联陞的许多通信 
，直到晚年，他们在信中很少直接谈到政治，所谈都是学术。胡适晚年在学术上的知音 
，可以说就是杨联陞。余英时说过，胡适和杨联陞“特别投缘，而且知识上的趣味也最 
为接近。他们都喜欢历史考据，都好研究中文的文法和语法，尤其是都爱写诗。这些共 
同兴趣很早便使他们俩人的交情进入了不拘形迹的境地。” 

  　　了解这样的思想背景后，我们再看赵、杨之间的冲突，就不会感到突然了。 

  　　现在可以对赵、杨冲突做一点评价了。因为赵俪生所说他和杨联陞发生冲突，是记 
在他当天日记中的，我们虽不能说绝对可靠，但大体是还是可信的。从赵的日记中看， 
我个人以为杨联陞的态度，确实不很恰当。因为不论过去如何，就是只念当年清华同学 
一场，杨也不应该那样对待赵俪生，这不符合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做人的准则。我们从很 
多回忆杨联陞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不是一个刻薄的人。陆惠凤曾说：“联陞先生待人 
宽厚热忱，但治学处事却冷静认真。”（张凤《哈佛心影录》五页，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0年1月）余英时也说过，杨联陞和胡适一样，“两人性格都温厚开朗”。周一良说杨 
联陞：“处世为人也同样宽厚公正，喜抱不平”（《纪念杨联陞教授》）。这样的杨联 
陞，为什么会对当年的清华同学那样大光其火呢？我以为，这也是有深层心理原因的。 


  　　当年赵俪生在清华是偏左的学生，这类学生（当然不一定就是赵俪生），当年他们 
对胡适和认同胡适的那些学生也是很不宽容的，杨联陞和他们不是一条路上的人，他曾 
受过他们的气。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九日，杨联陞寄给胡适五十四岁贺寿联： 

        及门何止三千　要教碧眼儿来　红毛女悦 

        庆寿欣逢五四　况值黄龙酒熟　黑水妖平  

　　“此联后来传出，杨因此被人在左派报纸撰文攻击，因黑水妖平指国军收复东北， 
颇中左派之忌也”（《长编》五册1901页）。这些不可能不在杨联陞心里留下阴影，所 
以他对赵俪生发火，也不是没有根由的。可以说，这依然是当年走了不同道路的两类学 
生，在晚年潜意识里的一次对阵，当然这次对阵就无所谓输赢了，因为历史早已做出了 
评价。 

  　　杨联陞对赵俪生是这样，但对于同是从大陆来的周一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也许 
可以说这是因为杨和周的交情非同一般，但从根本上说，我们却可以离开个人之间的交 
情，而把它看成是两种思想类型的学生，在半个世纪后对早年不同人生选择的一次碰撞 
。一九八二年五月到六月间，周一良四十多年以后重访美国，杨联陞对周一良是满腔热 
情。周一良在他的回忆录《毕竟是书生》中说：“杨联陞亲自步行陪我们访了赵元任先 
生和洪煨莲先生故居，又招待到家中数次长谈，以倾积愫。”（该书92页，北京出版社 
1998年5月）周一良还在他的日记中说：“杨在办公室以抹茶相待，又赠诗二首。精神甚 
好，健谈如昔。”同样是大陆来的老同学，杨联陞的态度却完全不同。 

  　　在赵俪生这一面，他事后所发的那些感慨，虽然可以理解，但与事实是不相符的。 
他说杨在“中美极不友好的情况下跑到美国来，替侵华军师当了军师”。这是没有根据 
的。杨到美国去是正常的留学生，初期还是公派，当时中美两国关系虽然有一些不愉快 
的地方，但我们绝不能说美国侵略中国，所谓“中美极不友好”，那只是后来的说法。 
说“替侵华军师当了军师”，更不知从何说起。杨联陞在美国是一个学者，初期因为生 
计问题，他曾在联合国秘书处属下的一个中文翻译组做过短期的雇员，这在当时的留美 
国学生中是很正常的，没有什么不光彩的地方。不能说到了美国做事，就是替侵华军师 
当军师，这是极左思维的自然留露。再说爱国。我们也不能说当年到了山西打日本鬼子 
就是爱国，而在美国做学问就是不爱国。这样看问题过于简单了。这两种选择对于个人 
来说，我们很难做那样的类比，在赵俪生的思维中，参加革命的人，“弹片还留在腿里 
”的人，自然要比在美国读书的人更爱国，这也未免失之于偏颇。因为对于四十年代的 
中国学生来说，事情并非那么简单，而且也不可能是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现在看来， 
哪种道路更爱国还很难说呢！ 

  　　当时杨联陞也并不是不想回国。杨联陞在哈佛的时候，最早是浙江大学请了他，要 
知道那时浙江大学还远在贵州遵义，是因为当时请杨联陞的浙大文学院院长地理学家张 
其昀办事不力，使杨联陞感到有些失望。那时杨联陞还没有解决生计问题。他在给张其 
昀的信中曾说：“弟之家庭状况，在剑桥时亦曾与兄谈及。堂上不惟有母，且有伯父伯 
母教养之恩，无殊怙恃。丧乱以来，弟负笈远走，家中长幼十余口，一宅而外别无恒业 
，齑盐之计，悉以累亲。舍弟做物理教员仅能糊口。近两年来，全持鬻卖便借以继生活 
，艰苦之状，有非弟在昔日所能想象者。”（耿云志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三十八 
册306页，黄山书社》)杨开始答应浙江大学，本非其所愿，而是因为“故人谊重，旧约 
难违”。可以想见，他那时的生活负担实在是不轻。他本来是已经决定了要回去。史语 
所可以，北大可以，两面兼也可以。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说：“假如我加入UN也预备明年 
暑假后大学始业之前赶回北平，只要大学的计划有定，就请您早日叫我。我已经告诉隆 
延，‘胡先生叫我什么时候回去我就回去”。（耿云志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38册 
312页，黄山书社）对一个学者来说，这就是最大的爱国。是后来的局势发生了变化，使 
杨联陞没有能实现他为北大和史语所尽力的愿望。而那样的时代变化绝非杨联陞一个学 
者可以预料。 

  　　他最终留在哈佛，是听了胡适的话。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六日，他收到胡适的英文电 
报：“建议接受哈佛聘请。”同时胡适还和当时回湖南省亲后到了北平的邓嗣禹说，他 
赞成杨联陞到哈佛，胡适还说，等杨联陞回国时“北大仍旧要”。（《胡适来往书信选 
》下册184页，香港中华书局）杨联陞是幸运的，他要是回到北平，命运最好，也不过就 
是后来的周一良，周一良是回来了，但半个世纪过去了，想到当年同在哈佛读书的周、 
杨二人不同的人生命运，我们该做何感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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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命靡常，唯德是辅。  原载《书屋》杂志2000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