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工人网讨论会上的发言

关于新工人群体认识的问题，关于他们潜在的力量，我在今年元月《南风窗》发表了一篇文章，比较委婉地提出，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开启了一个新的轮回，或者说在酝酿一场革命性的社会变局，决定性力量就是打工者群体。如果这个群体站起来的话，那么这个国家的格局会发生彻底的改变。这个群体的力量现实摆在那里，问题是这些人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力量，从自在阶级转到自为阶级的过程还没有完成。

后来又写了一些关于新工人艺术团、新工人文学方面的评论，讨论的是新工人自我意识的形成。跟孙恒聊天，孙恒说现在做的工作就是希望促使这个阶层从自在阶级到自为阶级的转化。但我认为，采用哪一种话语方式来促进转化成为很重要的问题。比如今天这个会议的主题是维权，与维权相关联的一系列理论和概念对新工人而言就是不适合的。

我很喜欢孙恒的歌。在孙恒的歌里能够提到对劳动者的尊重、劳动者的主体意识，他的歌曲可以视为一个阶级出现的宣言。但是与维权议题相比较，就会发现这是两套相互冲突的、互相矛盾的话语。如果要推动新工人作为一个阶级在历史舞台上出现，我们就要把公民社会、维权这套话语从我们的思想当中排除出去，彻底的抛弃它。不能用这套话语。因为这套话语是所谓的精英阶层、资产阶级统治新工人阶层他们用的话语，一旦使用了这个话语就进入了他们的逻辑。比如维权，诉诸的是法律权利，但是立法这个真正的政治过程，新工人是没有参与的。改革开放这个时代，这个国家的性质发生了180度的变化，在精英统治者的眼中，新工人群体是作为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优势”而存在的，现在一系列劳动立法也是从这一套逻辑出发的而进行的劳动控制。这就决定了新工人的法律权利的本质，无非是被资本宰割的鱼肉，而根据这种法律而进行的维权，所能争取到的，无非是怎么被宰割、怎么被烹制的问题，想从根本上改变新工人群体的地位，是没有任何希望的。

有句西方的时髦格言，无代表，不纳税。那么，在一个任何没有新工人及其代表参与的立法过程，新工人是有权利拒绝的。当然现实中未必走到这么激进的地步，但我们心里要清楚，这是最终要努力的目标，否则就迷失了。

比如拖欠工资了，应该怎么办?孙恒的歌词说，“团结一心跟他干”，用直接的压力迫使老板“乖乖结工钱”。这是一种思路，实际上也是有可能实现的。这是从新工人的立场出发看待世界。从国家的角度呢?薄熙来的重庆采取的方式是，出动特警帮工人把工钱拿回来，这种行为反映出，薄熙来路线下的国家是保有为劳动者服务的特性的。但整体上，这个国家的性质已经是为资本服务的了，他们的手段就是法制，允许你维权，可是维权的成本是高昂的，为了讨要1000块的拖欠工资，可能成本远高于这个数。显然，这个法治不是给新工人用的，新工人要争取权利，要有自己的理论和在自己理论的指导下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