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主导地位的历史解释，认为中国是国家压倒社会的，或者说只有政治，没有社会，1949年到来的是国家解放，而社会解放自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云云。讨论历史，历史观是重要的，这种观念是一种历史观支配的产物，而我是持另外一种历史观的。但无论如何，任何的讨论都不能悖理常识和基本的历史事实。

谈社会的解放，那就先搞清楚解放是什么意思，和从什么地方把社会解放出来——至关重要的是，这一切都不可以离开具体的历史环境在真空中谈论。

需要讨论一下什么是“社会”。现在很流行的是西方的“市民社会”理论，据说这个东西在政治思想史上也是个老大难，可以做百把个PHD没问题，太复杂了。但这个理论说指的社会，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社会，并不涵盖所有的国民。我们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阶段，1949年前就不会有资产阶级社会的出现。故而，不能拿“市民社会”来衡量中国的社会，中西方的历史起点和演进过程是截然不同的，要是严格拿那套理论来框定，中国根本就没有过“社会”，未来也永远不会有。连“社会”都没有，怎么谈社会解放呢?那么解放的主体就一定是中国意义的社会。

什么又是解放呢?字典上的解释是“解除束缚”。那么谈论1949年的中国社会，就要搞清楚，在1949年以前，是什么力量束缚了中国的社会，1949年是否把这些束缚摆脱。

获得解放的途径，也是有必要讨论一下的。现代性的基本特点，按哈贝马斯的说法，是人们“通过知识，获得解放”和“组织起来，获得解放”。组织和动员机制是人获得解放和获取自由的惟一途径，离开阶级属性和组织属性，个人的自由与解放都无从谈起。个人主义是自由主义政治的哲学基础——具象的个人主义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它的全部功用是为人与人的联合提供价值上的合法性依据。组织化是保障个人主义(或个体自由)的前提。不能一提组织化，就想到对个人自由的压制和剥夺。如今在劳动力市场上因为缺乏组织而缺少谈判能力，不得不接受低于劳动力再生产所需的超低工资、忍受血汗工厂的铁窗烈火的农民工兄弟，不就是这一论断的明证吗?

原子化、碎片化的个人在市场中受到资本的压迫是可以理解的，但已经组织起来有了谈判能力的中国人，主动放弃组织化，重新沦为资本的奴隶，是万万不该的。当务之急倒是重新发掘和利用20世纪中国革命的政治遗产，去粗取精，帮助工农组织起来，扭转其在全球化大潮中日益边缘到接近崩溃的处境。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是有社会的。我们都知道，历代王朝最小的官就是县官了，往下就没有了。社会生活主要靠自治，靠伦常来规范，这个舞台是无数考不上功名的读书人施展身手的地方。每个王朝在政治还清明的阶段，都尽力避免扰民，让社会休养生息。直到该朝代气数已尽，王纲解钮，贪官污吏鱼肉乡里，盗贼流寇滋生蔓延，彻底破坏了原有的社会生活，老百姓才揭竿而起，组织起来推翻一个朝代，建立另外一个朝代，进行新的循环。

中国历史走到晚清末年，又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状态，政权腐败透顶，所谓“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中央政权为了筹钱打内战外战，大肆卖官鬻爵，那些靠银子换来官位的人，上任之后变本加厉搜刮民脂民膏。盗匪横行，天平天国、捻军、小刀会起义不断，官府追击流寇，所到之处，老百姓要受两遍蹂躏，以致于民不聊生。

与以往的王朝更替周期不同的是，这个阶段压迫中国社会也就是中国老百姓的多了一个乌龟王八蛋，就是帝国主义侵略者。这些个王八蛋不但通过以国家强盗行为支撑的贩毒行动来腐蚀中国社会，掠夺中国的财富，还给那些个深入中国内地的传教士们撑腰，任由他们胡作非为。传教士与中国人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不是奕秋所说的宗教自由问题，而是仗势横行欺男霸女和正直的中国人与之斗争讨个说法的问题。那时候的满清官吏畏洋人如虎，虽然畏的是拿着洋枪洋炮的鬼子兵，但在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等的束缚下顺带也惯着这些个传教士。什么人都是不禁惯的，一惯就变坏。洋人学坏不要紧，一群坏的中国人跟着投怀送抱，以信教的名义就可以为违法行为脱罪。传教士们不简单地传播福音，还带着行政级别，比如一个主教跟府台是享受同等政治待遇的(让人联想到今天的“处级和尚”)。中国人和洋鬼子一旦有矛盾，满清贪官们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杀自己人了事。据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中说，在中外冲突中，中国人和洋人死亡比大概是一千比二三。你以为义和团是凭空来的?是被洋鬼子活生生欺负出来的!

经过多股反动势力在晚清大半个世纪时间的摧残，中国社会其实已经破产了。改朝换代并没有给中国社会带来好运，满清覆亡，民国未成，中国大地陷入军阀割据，中国社会所受的盘剥的压榨又甚一层。王朝末年，贪官污吏虽然和盗贼土匪一样危害百姓，毕竟当官的还要“剿匪”，可是盘踞地方军阀却和土匪恶霸以及乡绅勾连一气，“剥削每一个可以剥削的人”，反动势力的一体化使对社会的压迫呈现凝固化的趋势。“他们试图坐在一个被彻底破坏的社会的上面。在这个社会里，地方恶霸、土匪头子和小军阀在政治上代表着一个日趋混乱的局面。”(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

军阀走到哪里，就把哪里的百姓盘剥的精光，就把哪里的社会彻底毁掉，“中国人民从直接的破坏中收到的祸害倒不是最多，最严重的是慢性的摧毁：大河堤坝不维修，听任黄河泛滥;鸦片恢复生产，因为贩运或者走私可以勒索重税;经济生活支离破碎，长期投资越来越少，资金亏损挪用超过投放，就像修了铁路而任由车皮搁置磨损。此外还有滥发钞票，通货膨胀。”(国家分裂，地方割据实在是最可怕的呀，今日之中国，维持统一实在是最大的政治，不但统一的国内市场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也免于收到军阀割据之苦。历史的教训够惨痛了，也正是历史的教训更能让人看清李登辉等企图把中国大卸八块的狼子野心哪。)

中国政权的虚弱，给了外国势力空子，洋人的渗透进一步加强。旧上海就是在洋人的辟护下发展起来的，同时发展起来的还有黑社会势力，有代表性的是在中国近代史上都写下了一笔的青帮。

整个国家都黑社会化了，整个中国社会就这样被折腾和压榨得垂死了。连费正清这个美国佬都说，对中国人民不得不在其中生活下去感到难过。这样的社会是不是被束缚了?是不是需要解放?注意，历史地看问题，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社会需要的是从军阀、地方恶霸、黑社会和外国侵略者的手中解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