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盛刚:投资基建不如投资民生

金融 2013-05-22 13:43        

投资还是消费?这是目前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争论热点,大多数认为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产能过剩,所以,首要任务是扩大内需,但是,也有认为中国经济再增长依然得靠投资,因为投资可以提高生产率,拉动就业,提升工资,最终推动消费,如果单纯靠消费,会导致经济增长的停滞,对此看一下美国和西方国家就可以知道。那么,中国经济到底应该靠什么呢?事实上,投资与消费的关系是互动的,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前提,消费则是投资与增长的目的,良性的经济发展取决于如何在投资与消费之间建立一种平衡与互动的关系。对于目前中国来讲,投资依然是经济增长的前提,问题关键在于投资什么?

经济学主要研究市场的运行规律以及财富的如何增长,政治学主要研究分配的公平以及如何确保社会的正义,而在现实社会中生产与分配是不可分离的,两者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所以,经济学与政治学不可能完全独立,这样就出现了政治经济学。经济领域的活动主角是市场和企业,政治领域的主角是国家和政府,企业主管市场和财富的生产,政府主管财富的分配与社会的正义,这是市场与政府的分工与职能的区别,换言之,在经济领域应该是国退民进,在政治与分配或者民生领域,应该是国进民退,所以,政府在拉动内需,保障民生方面是可以有所作为,而且是主角,如果政府不作为,民生问题不可能解决,而民生问题不解决,内需不可能扩大。中国改革总趋势是国退民进,但是在经济领域与分配和民生领域是不一致的,在经济领域国退民进并不彻底,相反有国进民退的反弹迹象,在民生领域国退民进表现却相当顺利,对此新加坡郑永年分析道,“在中国国有经济领域,新自由主义遭到了庞大的国有企业的强有力的抵制。但在社会领域,新自由主义则长驱直入。结果,应当高度市场化的经济领域没有足够的市场化;不应当市场化的社会领域则高度市场化。”也即该退的不退,该进的没有进。那么,在社会与民生领域国退民进其影响怎样呢?

首先,国退导致中国原有国家全包或保姆型的社会保障体系解体,但是新的体系却没有马上建立,民众负担加剧,居民消费下降,进而遏制了有效需求的释放。其次,国退导致社会民生领域建设与投入严重不足,一方面,1995年的税收体制改革,直接效果是使政府从国民收入中拿到的比重大规模回升。到2007年,国家财政税收上升到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的收入,比1978年还大。2008年以来,由于金融危机冲击,政府在开支和投资方面支出增加,再次使政府规模上升。1978年的国家财政税收等于当年8.5亿农民的纯收入;1996年时,相当于3.8亿农民的纯收入;到2007年这个数字是12.3亿。但是,政府民生投入明显滞后,与巴西相比,2007年,巴西政府在医疗卫生这一项上就花了GDP的10.4%,而中国在医疗卫生、就业福利和社会保障三个项目上的开支仅花了GDP的2.4%。巴西政府的教育开支相当于GDP的5.4%,而我们不到3%。最后,民进是否推动了中国民生领域的建设与发展呢?事实上,民进导致的结果是催生了中国房地产,医疗,教育的暴利,犹如将中国百姓推入虎狼之口,高房价,看病难,小孩上学贵已经耗尽百姓一生的积蓄,甚至几代人的积蓄,高房价对数代人储蓄的掠夺,同时也意味着当前和未来老百姓消费能力的萎缩,对此,我们不禁要问中国还能够有内需吗?

30年前,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贫穷,所以改革方向是经济发展,30年后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民生,所以改革方向应该是民生发展,政府投资民生,无疑能够化解中国目前面临的内忧。首先,政府投资民生,可以为投资找到新的增长点,之前中国投资集中于铁公基,那么,如果现在转向投资学校,医院,保障性住房,建设养老院等,不仅能够继续拉动投资,而且能够改善民生的硬件环境。其次,政府投资民生,可以将百姓从房地产,医疗,教育三座大山中解放出来,释放和拉动内需,提升幸福指数。政府投资民生不仅仅指硬件的投入,更主要指保障民生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包括全民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免费或廉价住房,以及政府承担社会保障等等,政府应该是最大的慈善机构,中国发展方向应该是福利型国家。其三,内需的扩大,能够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没有内需,显然这一转型是不可能的,在这方面,中国叫得响,但是做得少,已经失去很多时间。同时从政治意义上讲,政府投资民生,可以化解社会贫富不均现象,化解日趋激化的社会矛盾,有助于建立和谐社会。最后,投资民生,可以使中国避免和跨越中等国家收入陷阱,从目前的国富民穷发展为民富国强。所以,投资民生,改善民生应该是中国经济的下一个增长点,同时也应该是中国改革的下一个切入点。

责任编辑:李卫公
来源: 四月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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