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中国来说，对外开放是主动作出的历史选择；但站在世界的角度，中国的改革开放更是世界局势演绎到上世纪七十年代，西方选择中国作为东西对抗突破口的历史契机。关于这部分内容，前面章节中也有详述。基于此，在中国确定改革开放的政策后，中美1979年1月1日建交，中国在1979年进入改革开放。之后，中美两国（当时的中美关系基本等同于中国和整个西方的关系）进入为期十年的关系“蜜月期”。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末的十年当中，一方面，由于苏联的逐渐衰落，另一方面是中美关系的改善，使中国外部压力较小，主要压力来自于内部的发展问题。整个八十年代，中国都是在摸索中前进，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摸着石头过河”。谁都没有这样的改革经验，也谈不上战略发展方向和布局，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摸一步，一步步来。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主要面临两个巨大难题：财政压力和就业压力。改革开放前，中央政府应对就业问题，采取的办法是“上山下乡”。自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开始，大量城市里的青年人，被政策性下放到农村参加劳动锻炼。这样的政策主要基于三点：

1、缓解就业压力：因为，当时中国的工业化程度和服务市场需求，根本无法满足巨大的城市人口就业压力。

2、提高社会稳定性：若社会上出现大量赋闲人员，很容易出现动荡。

3、支持农村建设：从城市分流出来的大量青年人，都具有极强的组织性。他们的到来，给闭塞的农村带去了文化知识，农村的文化素质获得很大提高。当时，中国农村遍布农田小水利、农机站、小广播、乡村教员、赤脚医生等，给农村面貌带来很大改变。

当然，这里面同样滋生出腐败现象。由于返城名额受当时城市就业岗位扩容速度限制，在工业规模和服务市场不能提供更多岗位的情况下，自然就滋生了基层官僚体系的腐败。很多下乡知青对这段历史不堪回首，很大程度基于这方面因素。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了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就业，政府开始加大在消费品生产领域的投资，同时加大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力度。由于政策从计划经济突然向市场经济转型，投资主要还是由政府主导，基于中国巨大的投资空间、潜力以及尚未开发显得过于狭小的市场空间，经济很快出现投资过热现象，政府财政严重赤字，市场物价飞涨，严重的通货膨胀，贸易逆差扩大。在通胀压力下，1980年，国家政策从“积极”开始走向“收紧”，一方面压缩基础建设规模、压缩国防、科研、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方面的开支（包括运10、核潜艇等研发都是在那时开始陷入停顿的），另一方面减少出口和对外贸易的财政补贴，调整进出口商品结构。同时，在消费领域增加农产品和日用品供给，增加农业、轻工业投资并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结果，中国经济增长率从1980年的7.8%下降到1981年的5.3%。

1980年后，政府逐步放开限制知青返城，出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知情返城高峰。于是，人们的生活里出现了一个新的词汇——“待业青年”。当时，中国政府面临着巨大的就业问题。在知青大规模返城的情况下，城市社会治安也面临严峻问题，于是就有1983年8月开始实行的全国性“严打”。

迫于经济增长的压力，1982年，当局再次开始“刺激”政策，于是，1982年GDP增长9.1%，1983年高达10.9%。很快，中国再次暴露出市场规模小的弱点。1984年，GDP增长高达15.2%，社会总供需再次失衡，经济再度出现过热现象。在投资消费高速增长的情况下，1985年开始，物价大幅攀升，当年CPI高达9.3%。与此同时，还有三方面因素加剧物价上涨：

1、为了满足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要求，和解决企业流动资金短缺问题，财政赤字不断扩大。为弥补财政赤字，央行不得不进行货币超发，具体政策如扩大银行的贷款自主权等。

2、国家提高了企业发工资、奖金的自主权，于是，很快出现企业突击涨工资的局面。

3、自1985年开始，进行物价改革，中央调整、放开了农副产品的价格。

由于工资的增加，CPI的上涨并未给居民带来太大压力。1985年的高通胀，使当年经济增速开始放缓。1985年和1986年，GDP增速连续两年放缓，分别为13.5%和8.8%。1986年，全民所有制企业改革启动。在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1986年的CPI下降到6.5%。但是，接着的两年，GDP增长再次加速到11%以上。为加速市场化改革，1987年，国务院在北戴河召开相关会议，决定实行“价格闯关”,全面取消价格管制。1988年3月，“价格闯关”首先在上海启动。很快，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实施。结果，这一改革措施迅速演变成疯狂的抢购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