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在即，这次会议刚好也是领导人代际更替的大会，因而引来全世界的深切关注。人们不仅关注新的领导集体的组成，更为关心新领导层会在新的形势下进行怎样的改革。不过，令很多人非常担忧的是，新领导层是否会对中国的改革道路做一个“不选择”的选择。这种观点似乎过于悲观，但也并非毫无道理。尽管中共领导层一直在强调，中国的发展要坚持“中国道路”，但人们对“中国道路”的方向和内容不甚明了，更没有确定感。

“中国道路”的概念是中国官方对中国发展经验的总结。这些年，中国兴起了一场持久的有关“中国模式”的讨论。但这场最初被认为很有意义的讨论，很快就被高度政治化，转变成为中国左、右派之间的政治意识形态之争。左派认为中国模式很好，比西方模式还好，根本就没有必要加以改革；右派恰恰相反，不仅不认为存在着中国模式，而且认为改革的唯一目标就是要根除掉这个所谓的“中国模式”。中国高层似乎刻意回避这场争论，除了一些已经处于政治边缘的官员出来参与争论外，官方并没有使用“中国模式”的概念。官方选择的是“中国道路”的概念，寄希望用此概念来总结中国改革开放30年，甚至建国以来60年的发展经验。

但是，无论从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思想境况，还是海外各界对中国发展的关切来看，人们更关注的是中国的未来，即中国要通过怎样的改革走向怎样的未来。很显然，无论建国以来的60年还是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中国道路”都是领导人选择的结果。建国以后的道路和毛泽东一代领导人所做的主观选择分不开；改革开放的道路和邓小平这一代领导人所做的选择分不开。尽管历史有其本身的发展规律，但历史的呈现形式是领导人选择的结果。政治领导人的选择极为关键，选择是否符合历史的潮流，就决定了国家的兴衰。

近年来，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严峻挑战、社会层面的深刻变化、人民不断高涨的政治参与要求，所有的一切都在要求中国领导层做新的改革选择。但是，在现实面，“不选择”似乎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的常态。这个局面的产生有很多原因。

第一，一些领导人的确不想做任何选择。面临越来越复杂的局面，他们不知道可以做怎样的选择，或者如何去做选择。因此，他们选择了“不作为”。他们只知道不能做什么，但不知道能做什么。这种情况可以称之为“不想作为”。第二，一些领导具有“想作为”的政治意志力，也的确想进行改革，但是在实际层面，他们面临太多因素的制约，很难作为。实际的结果也是“不作为”。这种情况可以称之为“想作为，但无法作为”。第三，在集体层面，“不作为”是党内不同利益互动的必然结果。在强人政治时代，政治强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把其自己的意志和这种意志所表达的政策，通过各种动员机制和手段强加于整个执政党之上。但在政治强人之后，中国已经形成了党内不同利益共存的局面。表现在权力结构上，就是人们所看到的一种“集体领导”的局面。

相互掣肘而寸步难行

党内不同利益的共存，促成了“党内民主”的发展。不过，客观地说，党内民主仍然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就是说，党内民主的表现更多的是非制度化，而不是制度化；更多的是非正式化，而不是正式化；更多的是基于潜规则之上，而不是基于明文规则之上。在这样的情况下，党内民主意味着什么？很简单，党内民主很难体现党内大多数党员的意志，而只是意味着党内不同利益的互相妥协和制衡，一些人既不想自己作为，也不让他人作为。

无论是“不想改革”还是“改革不动”，结果都是“无改革”。“无改革”的局面一旦持续，执政党的作用就发生了巨变，即从强调“领导”功能转变成为强调“统治”功能。顾名思义，“领导”就是要通过改革来引导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统治”则是根据现有社会情况对社会进行管制和治理。正是因为强调“统治”功能，各级政府，整个领导层似乎就是一个“救火队”，整天忙碌于对付层出不穷的社会事件。

现在的问题就是，如果目前这种“不选择”的局面继续下去，中国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中国的未来又会是怎样的呢？人们很难完全准确地去预测未来，但却可以从历史的和国际的经验分析，预示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概括地说，在海内外的中国观察家中，如下几种有关中国未来的情形最为流行。

第一，中国呈现苏联道路。这种情形的基本特征就是经济上的长期滞胀，社会的低度发展，政治上的长期专制。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因为市场经济制度的引入，中国脱离了计划经济模式。但在西方，人们则担忧中国是否在一定程度上，以变相的形式回归这种模式。这些年来，国有企业大举扩张，国家资本主义再次占据中国国民经济的主导地位，经济体制运作过程中的政治性越来越显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