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体制的改革和中等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很多人那里并不是很清楚的。这里，人们首先要把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区分开来，从而把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区分开来。中国早期的改革者并没有做这种区分，他们简单地把社会领域视为是经济领域，把经济政策应用到社会领域，已经导致了无穷的恶果。

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好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的高峰时期，不可避免受到这种国际大环境的影响。中国的经济改革就是要从原先的计划经济转型成为市场经济。新自由主义在引导中国经济改革方面扮演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新自由主义进入中国之后，很快就有了中国变种。人们把新自由主义简化成为GDP（国内生产总值）主义。在国有经济领域，新自由主义遭到了庞大的国有企业的强有力的抵制。但在社会领域，新自由主义则长驱直入。结果，应当高度市场化的经济领域没有足够的市场化，而不应当市场化的社会领域则高度市场化。

1990年代中期之后，新自由主义首先进入医疗领域，使得这个领域成为暴富领域，其主体医院、医生、制药商成为暴富者。直到2003年，中国一半以上的居民还没有医疗保险。1997年亚洲发生金融危机，当时的人们把应付危机仅仅理解成为维持高GDP增长，结果导致了教育领域的产业化。在中国的传统中，家长为了下一代，可以不顾一切投入。

尽管官方从来没有正式提倡过或者承认过教育的产业化，实际上，教育产业化成为应付危机的一个有效手段。今天，中国的教育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具有产业化性质的。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新自由主义又攻克了另外一个最重要的社会领域，即住房，导致了住房的产业化，房地产成为了中国的经济主柱。民众为应付医疗、教育、住房这三座大山, 尽量存钱, 不敢消费。

客观地说，在过去的10来年里，中国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努力不少，也有一些制度上的建树。但这些努力远远抵消不了医疗、教育和住房等重大社会领域的“新自由主义化”所带来的恶果。储蓄率居高下, 内需社会无法形成, 同时社会抗议活动层出不穷。

在19世纪的欧洲，原始资本主义的结果就是大规模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兴起。今天的中国在很多方面类似于欧洲。社会抗议运动不断，城市工人罢工和各种抗议形式（包括自杀），是对低工资和恶劣劳动条件的反应。所不同的是，中国还存在着农村农民的抗议运动。尽管中国还没有发展到欧洲当时的程度，但如果社会改革找不到突破口，社会政策停留在低水平，中国很有可能演变成欧洲的发展道路，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将被打断。

东亚经验可供参考

在社会体制改革方面，中国可以从东亚其他经济体的发展过程中学到很多经验。日本和后来的“四小龙”走的道路和欧洲不同。在强调市场的作用方面，东亚经济体和欧洲类似，但社会发展和社会建设方面则很不相同。无论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方面，东亚经济体的政府扮演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它们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积极推动社会的发展。鉴于欧洲的经验，政府往往先发制人，进行社会改革和社会制度建设，从而避免了类似于欧洲那样的长时期的、大规模的工人阶级运动。

在东亚，只有韩国有比较激烈的劳工运动，但仍然远较欧洲温和，其他经济体由于社会政策的确立，而得以和平发展和转型。不难看到，这些东亚经济体在20多年的时间里，不仅造就了经济奇迹，而且也造就了社会奇迹，即造就了庞大的中产阶层。在日本，企业的技术创新和改进能力、特有的企业终生雇佣制度、政府方面的工资倍增计划等因素，很快促成了中产阶级的成长。

在台湾和香港，中产阶级的成长主要是因为中小企业的大发展和政府方面的社会政策。新加坡政府的作用更大，建国之后就确立了“居者有其屋”的住房政策。后来又根据经济发展水平不断出台和完善医疗和教育政策等，为中产阶级造就了坚实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基础。

中国如果不能像东亚其他经济体那样，通过社会制度建设，在保证社会稳定的同时继续推动经济的发展，中国就会面临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从人均国民所得来说，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中国社会的各方面也一直在讨论中国是否也会出现此陷阱。从经济上说，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就需要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主要是要建立内需社会。

但内需社会的建设不仅关乎于经济，还有两个方面的关键因素。一是在于社会政策方面的突破，二是劳动收入的持续增长。无论是欧洲还是东亚经济体，内需社会都是依赖这两个要素建立起来的。而这两方因素的发展，必然造就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的形成。实际上，内需社会和中产阶级社会是两个可以互相替换的概念。

再者，社会体制和社会政策的确立也有助于基本社会公平的实现。社会公平对经济增长的意义很明显，但往往被忽视。社会不公平不仅会影响到社会稳定，而且更会影响到社会的精神层面，也就是职业伦理。社会的不公平和低职业伦理往往是同时存在的。通过提供公共服务来保证社会公平是政府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