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改革的顶层设计而言，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具有顶层设计性质的改革方案，它的确考量到改革的系统性和综合性，涵盖了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军事等在内的所有主要领域的改革。

不过，《决定》毕竟是一个宏观的蓝图，需要很长的时间去实现。在实现这个蓝图的过程中，如果原来的顶层设计设想不当，或者执行不当，就都会出现各种风险。不过，与改革所能产生的风险比较，就今天中国的现实来说，最大的风险仍然来自于不改革。人们有必要从政治、经济和社会各个方面，来探讨改革或者不改革所面临的风险。

从政治上说，改革的最大风险就是“改革力度不足”甚至是“不改革”。尽管改革会带来风险，但从近几十年的中国实践经验来看，最大的风险来自“改革不足”甚至“不改革”。今天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风险，大都是过去没有改革，或者没有足够的改革所导致的，例如经济方面的金融风险、地方债务风险、房地产泡沫风险等；政治领域的官员腐败、政府官员不作为、政府信任危机等；社会领域的社会分化、激进化甚至暴力等。从政治上说，因为“不改革”而产生的风险往往变得不可控，而由于“改革”而产生的风险，往往是可控的。

中国面临一种怎样的改革局面呢？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推出了总体改革方案。高层也一直在大力呼吁改革，社会对新的改革充满高度期待，但改革并不能马上见到效果并惠及社会层面。人们只听到了各种改革话语，但很难找到充满动力的改革执行者。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是：谁来执行改革？中央政府是改革的设计主体，也是中央所及的一些领域的改革主体，但中央政府绝非是所有改革的改革主体。在更多的领域，地方政府、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和社会，才是改革的主体。现在的问题很明朗，中央高层在呼吁改革，但各个部委没有什么大动作；地方政府、企业和社会对改革的执行，也没有什么大的回应。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从政治上说，至少有四个重要因素影响着人们的改革动力。

首先是权力集中和改革之间的矛盾。中国早期改革的特点是分权，即把权力从上级政府下放到地方、企业和社会，让它们去执行改革。但现在的改革已经不一样，很多领域的改革需要集权。过去很长时间里没有改革或者改革不足，既“培养了”庞大的既得利益，也累积了巨大的改革风险。所以，新的改革设计和执行需要集权。原因很简单。如果没有一定的权力集中，既难以克服所面临的庞大既得利益的阻力，也难以化解所累积起来的风险。同样重要的是，改革必须要有人来担当和负责。改革是执政党的一种使命，它必须是一种责任制。历史上看，没有人负责的改革就没有出路。责任制则表明各级主要领导人，要亲自把改革责任担当起来。因此，根据这两个需要，在中央层面已经成立了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省一级政府也成立省级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这个领导小组也可以理解成为“改革的责任小组”。

不习惯集权式的改革

但改革从传统的分权转型到集权模式，也给改革的执行带来了影响。一是心理上的。从前的改革是分权式的，大家习惯了分权式的改革，现在要进行集权式的改革，就觉得不习惯了；二是人们对实际权力的考量。一些政府官员不知道权力的目的是什么。集权触动了他们手中的权力，就感觉到不自然。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领导人和政府官员对改革并不热心，好像一集权，改革就不是自己的事情了，而是主要领导的事情。

第二，改革执行难和中国的人事制度有密切关联。改革需要执行，而执行是人去执行的。现行人事制度和改革之间存在着诸多矛盾。首先，没有像发达国家那样的“组阁制度”。组阁制度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无论是总统还是总理，或者各级政府首脑，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团队，这个团队就是内阁。在一定程度上，中国没有内阁制度表明，各级首脑没有自己的政策制定和执行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