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的经济形态，从计划经济转型市场经济。人们因此把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分割开来。但实际上则不然。“改革”的要点在哪里？改革就是引入市场，发挥资本的作用。毛泽东反对资本主义，但他反对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运作方式，认为这种方式并无助于中国的发展。他并没有反对资本的其他运作方式，中国大规模的工业化本身是国家资本运作的结果。牺牲农民利益、政治动员、高积累和低消费，都可以解读为原始资本积累，因为这样做的唯一目标，就是经济发展和工业的扩张。如果仅仅依靠资本本身的力量而没有国家力量的推动，中国的经济结构会是怎样的一种情形？

同样，人们也需要了解“开放”的要点在哪里？“开放”一方面是使用外来资本，另一方面是和西方世界连接起来。毛泽东从来没有反对与西方体系打交道。建国之后，毛泽东是要和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打交道的。但处于冷战，东西方交恶，中国是被迫孤立起来的。中国甚至不排斥使用外资。早期中国实行“一边倒”，依靠苏联。苏联的资本也是外资。中苏关系破裂之后，因为外国靠不住，中国才走上了“断裂式”的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和西方打交道，在邓小平发动改革开放之前就开始了。1970年代后期的所谓的“洋跃进”就是对外开放。

资本主义经济就是资本加市场平台。从经济上说，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变化，就是资本的多元性和市场的多元性，这改变了毛泽东时代单纯的国家资本和市场缺失的情况。因为毛泽东时代国家的行政性统一和管理，如果要发展市场经济，唯一所要解决的就是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这里可以从三类市场，即地方市场、全国统一市场和国际市场的形成和发展，来讨论中国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发展。

基层的初级市场在中国存在了数千年，根深蒂固，要恢复初级市场并没有任何困难。实际上，即使在毛泽东时期，除了短期的推行极左路线阶段，不同规模的基层市场（“集市”）一直存在着。改革开放以后，这类市场得到了大解放，发展得异常迅速。现在这类市场遍布全国各地，只要有经济活动的地方，就有这类市场。做得好的地方，这类市场已经和国际市场接轨。最著名的就是浙江义乌的小商品市场。这类市场及其所发生的经济交易，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贡献不小。尽管从GDP（国内生产总值）量来说不大，但解决了大量的就业问题。

国际资本长驱直入

在另一端，中国的国际性市场也发展得很好。这主要是政府和国际资本互动的结果。中国的国际市场的形成，既是国际市场随着国际资本进入而延伸到中国的结果，也是中国主动和国际市场接轨的结果。因为这个市场是西方市场的延伸，而西方市场经济总体上来说比较发达，所以在这个市场平台里，规则相当成熟和清晰。尽管这个市场也避免不了政治因素，但因为这个市场的开放性和多元性，也很少能够被少数人所操纵，市场规则一般都发挥作用。因此，这个市场普遍受中国各类市场角色的欢迎，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想进入这个市场。

国际资本在中国的受欢迎度，也解释了为什么国际资本能够在短短的时间，深入到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在中国，除了一些知识分子的理论担忧，国际资本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力。在整个世界，很少政府有像中国各级政府那样，对国际资本抱如此欢迎的程度。对政府来说，所要考量的问题是国际资本能否帮助中国发展经济，而不是国际资本是否会占据中国市场。早期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出口导向型的，外贸和外资是驱动力。各级政府互相竞争经济发展，也意味着它们竞争外贸和外资。在很多国家，无论是出于经济保护主义的意识形态，还是出于来自本国资本和社会的压力，政府往往是国际资本进入的阻力。但中国刚好相反，政府使用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帮助国际资本扫清各种障碍。

这和今天中国资本“走出去”所遇到的困难，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中国企业，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走出去”困难重重，遇到的阻力不仅来自代表主权国家的政府，更来自那里的传统的和现代的社会力量。主权国家往往使用“国家安全”和法律、法规的理由抵制中国资本，而各种社会力量更是诉诸于直接的抗议形式来抵制中国资本。这使中国感觉到，“中国的资本不是那么受欢迎的”。实际上，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资本的扩展是需要很多条件的。中国资本流向的那些国家，并不具备像中国本身那样的条件。这些国家不仅抵制中国的资本，也抵制其他国家的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