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塞尔枷锁”与评级霸权——2012：中国面临的两大魔杖

■ 本刊副总编辑、国研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张捷

新年伊始，就在饱经欧债危机摧残的欧元区各国在希腊债务减记协议达成以后都以为能缓口气的当口，1月13日欧元区又遭遇评级下调的重击：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宣布下调欧元区９国信用评级，其中法国和奥地利的长期主权信用评级由最高的３Ａ级下调一级，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下调两级，只有欧元区第一大经济体德国维持其３Ａ评级。同一天，希腊政府同私营机构债券持有者的债务减记谈判因无法达成一致搁浅和欧洲央行对被市场寄予厚望的“财政契约”提出批评的消息传出，种种负面新闻使得持续蔓延的欧债危机雪上加霜。

事实上，从次贷危机到欧债危机的整个酝酿、发酵过程中，在各个关节点上，三大国际评级机构陆续对美国、日本、以及深陷欧债危机的希腊、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等国国家主权信用评级以及大批金融机构的评级进行了下调，在资本市场掀起轩然大波，引起美国、欧盟各国政府强烈不满，称其“落井下石”。评级机构在评级时机以及下调幅度上遭受广泛而严厉的质疑。由于三大评级机构在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中的糟糕表现，被指“在危机爆发前后无所作为”，评级的独立性、有效预警作用备受质疑，甚至被认为是“危机的制造者”。

但无可否认的是，无论怎样评价这些评级机构，评级机构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具备某种点石成金、呼风唤雨的超自然能力却是毋庸置疑的。为什么评级机构会有如此魔力呢？

国际评级机构：西方霸权的魔杖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曾说，“我们生活在两个超级大国的世界里，一个是美国，一个是穆迪。美国可以用炸弹摧毁一个国家，穆迪可以用债券降级毁灭一个国家；有时候，两者的力量说不上谁更大”。在20世纪90年代，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领导人来说，最重要的访客也许不是其他国家的首脑，而是来自穆迪的职员。弗里德曼所说的景象就是评级霸权的真实写照。

评级权是信用体系的核心，而世界的评级霸权掌握在美国手中，执世界评级领域之牛耳的是美国三大评级公司：美国标准普尔公司、穆迪投资服务公司、惠誉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 。三家评级机构各有侧重，标准普尔侧重于企业评级方面，穆迪侧重于机构融资方面，而惠誉更侧重于金融机构的评级。三大评级机构都有至少60年以上的历史，经历了全球金融市场的重大变迁，拥有的经验和人才其他机构难以匹敌。据《中国经济周刊》报道，SEC（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于2008年就曾发报告指出，穆迪、标普、惠誉三大评级巨头已垄断全球95%的评级业务。这意味着，全球的金融市场信用基本上都由这三大机构来“审判”，影响力不言而喻。

评级机构的利益驱动

实际上这些评级机构在评定资信级别上并不那么可靠。一方面信用评级公司要从请求他们进行评级的上市公司那里收取可观的费用，另一方面要向投资者提供上市公司有关信息的资询服务。在利益的驱动下，信用评级公司难免要提高上市公司的信用等级作为巨额费用的回报，而提供给投资者的信息则难免有虚假成分。

更重要的是，评级机构实际受控于金融大鳄，例如穆迪的股东名单之中，摩根士丹利、JP摩根、高盛、美菱等赫然入列。评级机构与各国政府的关系也很微妙，评级机构是西方信用霸权的核心，但未必受到政府的欢迎，这次危机中，美国三大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有帮助金融大鳄操纵市场的嫌疑，已经引发世界公愤。

评级机构是可以操纵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利益的。评级机构本身也是金融大鳄手中的工具，他们制造着信息不对称。早在2002年至2007年间，三大评级机构就已将美国华尔街制造出的数千种创新债券评为最适宜投资的“AAA”级，其中不乏“有毒”债券。在2008年次贷危机中，三大评级机构总是依据过去的历史数据构建评估模型，对房地产市场、CDO、CDS等结构复杂的金融创新产品蕴藏的风险估计不足，给予不少次级债3A评级，误导投资者，结果制造了巨大的泡沫。比如雷曼兄弟倒闭前，三大评级机构还给予其A级以上的评级。直到2008年5月看到国际市场出现危险的苗头后才开始降低了新发行次级债的评级，但仅过了2个月，三大评级机构又大范围调低全部次级债的评级。美联社在当时评论道，“降低评级直接导致了全球投资者的恐慌抛售，从而成为国际金融危机的导火索，而三大评级公司却早已赚取了大量利润。”

评级机构的立场偏袒

更不可靠的是三大评级机构都有自己的立场。评级权是西方金融霸权的核心，他们制定了有益于西方的评级规则，比如他们在评级规则当中加入了国家制度作为评级的第一标准，把西方的制度定义为最好，在具体评级的时候奉行双重标准等等。英国骚乱时，评级机构就没有按照评级标准来降级，而对于中国地方融资平台这样有抵押、有收入保障的债务的评级，却还不如西方那些不但资不抵债而且是收不抵支的国家的负债标准，这是有严重问题的。

这些评级机构偏袒西方的体系，尤其是美国的金融体系得到了最高推崇，哪怕债台高筑美国的金融体系依然如故；而欧洲被债务危机困扰的时候，欧洲多个国家还发生了骚乱，但是这些国家的评级依然是AAA。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就不那么幸运了，评级是普遍偏低的，就连西方社会所认可的亚洲经济龙头之一的日本也不是AAA评级，由此可见这样的评级带有西方人特有的偏见。

西方评级机构对于中国的立场问题和利益取向表现得特别明显。判断一个国家主权外债信用级别的惟一标准是该国是否具有按期偿还外债本息的能力。无论是总债务余额、财政赤字，还是外汇储备占GDP比例，中国政府的偿付能力都要优于美国和欧盟大多数国家，然而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却是BBB。很显然，国际评级机构的标准是因国而异的双重标准。

美国评级机构蓄意压低中国主权外债评级的背后还掩藏了另一个目的：为国际垄断资本廉价攫取中国国有资产大开方便之门。在2003年，他们将中国13家商业银行的信用级别评为“垃圾”等级，同时又高调肯定境外投资者参股中国银行业，为国际垄断资本抢占中国国有资本造势。更有甚者，三大评级机构有时还会配合美国政府，对他国政策横加干涉。2004年，当布什总统在争取连任的选举中表示要通过国际压力迫使人民币汇率升值时，穆迪立即跟风，表示将会降低中国主权债券的评级。

评级霸权因何而来？

金融市场越发达，投资者对评级机构的需求越大，评级越有可能低估或高估信用本身，如果偏离度过大，评级机构也会失去信用。但评级机构的话语权不可能替代、超越其评级的信用本身，评级垄断就是评级霸权，评级体系是在整个信用体系当中的制高点，认识评级霸权以及其中的不平等，是认识世界信用体系的关键点之一。

这些大机构的评级霸权是怎样来的？其评级霸权真的是完全由市场竞争形成的吗？对于这些问题，我们要认识信用体系当中最重要的国际条约“巴塞尔协议”，以及“巴塞尔协议”是怎样维护评级霸权的。同时通过以下分析我们不难意识到，如果不加以重视和警惕，2010年通过的《巴塞尔协议》III将在2012年真正发挥勒紧中国金融和经济的枷锁之效。

巴塞尔协议II：打垮日本的金融核武

2010年9月12日，《巴塞尔协议》III通过之后，海外银行股纷纷以大涨相迎接。亚太市场，日本最大的银行三菱日联以及澳大利亚银行巨头联邦银行涨幅超过1.5%；欧洲市场开盘后，主要银行股也纷纷走高，汇丰控股、法国兴业早盘涨幅在1.1%至3.3%不等，而中国股市银行股则以集体回调来回应。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巴塞尔协议”对于中国是不平等的，是一个枷锁。“巴塞尔协议”的实质就是一个信用和风险的管控协议，建立了一个各国联系在一起的信用体系，这个协议背后是有着巨大的利益博弈的，是一个有针对性的信用游戏规则，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方式让对手被迫接受的城下之盟。

此前在“巴塞尔协议”之下栽了跟头的是日本。众所周知，1985年美国通过“广场协议”逼迫日元升值，成功打击和遏制了日本出口迅猛增长的势头。可令美国始料不及的是，签订“广场协议”时的日元已经成功迈入了国际化进程，已经是国际可兑换货币，在东南亚甚至一定程度上成为与美元比肩的硬通货，有的国家已把它作为储备货币之一。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欣喜地发现，当日元从252日元兑换1美元上升到80 多日元兑换1美元时候，日元一下子变得值钱了。于是，日本人迅速抓住了有利时机，掉转头来，从原来的产品扩张转向资本扩张。那时的日本开始狂买纽约帝国大厦，狂买哥伦比亚兄弟电影公司，甚至发出了“买下美国”的豪言壮语。这让美国一时颇感紧张，惊呼“日本想买下美国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