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电影《1942》给大家看到了灾荒的惨烈，但这部电影的背景是有问题的，因为造成当年的灾难不是因为天灾，而是1941年底中美英与日本宣战，日本1942年在华北施行三光政策的大扫荡，把大量老百姓赶入国统区的粮食战争的原因。在苏区建设之中，也是遭受了严密的封锁，封锁下粮食受灾，发生在红色地区的各种屠杀，是有粮食背景的，这样的屠杀规模已经达到总人员的几分之一。

对于1930年发生在革命苏区的惨剧，根据公开百度的资料，1930年「二。七」会议后，革命恐怖的气氛在江西苏区已逐渐形成。赣西南特委在书记刘士奇的领导下，遵照红四军前委《第一号通告》的精神，率先发动「肃AB团」的宣传攻势。6月25日，中共赣西南特委西路行委印发了《反改组派AB团宣传大纲》，8月，李文林出任根据李立三攻打大城市命令而新成立的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书记有过之无不及。赣西南特委在1930年9月24日印发的《紧急通告第20号——动员党员群众彻底肃清AB团》文件，到1930年12月富田事变到了高潮，事情起因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毛泽东）派总政治部秘书长兼肃反委员会主任、政治保卫处处长李韶九到富田处理AB团问题，李等人的滥捕、滥杀，事态越来越扩大，在不到30天内，红一方面军有几十个团长被杀，4000余名指战员被抓。滥杀终于导致红二十军哗变，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一个中央代表团直接处理富田事变，把事变的领导人都逮捕，把刘敌等二十多个人都枪毙了。然后包围全部排以上的干部七八百人，包括军长全部杀害（仅仅两人逃脱），红二十军番号从此取消。

此后就开始在各根据地大规模肃反，结果杀了“AB团”七万多人、“社会民主党”六千二百人、“改组派”两万多人，把这几方面的人数相加，总计屠杀大约10万人。这10万人是什么概念？经过好几年的发展到红军长征的时候，一方面军带家属才有8万人，红二六军团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时有1万多人，红四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时有8万多人，反AB团主要是在一方面军，就屠杀10万人，屠杀的比例之高可以看到，这样大的比例已经不是简单的反间谍所能够说的。

在各种好听的解释下，最基础和原始的解释却没有人提及，那就是粮食问题，苏区的经济是非常紧张的，大量的地主被打倒，占有地主的粮食在各方夹击下已经难以办到，苏区又没有足够的生产粮食能力，这样的结果必然是要杀人的！在同样的时代，前苏联也是大规模的屠杀，号称屠杀了几千万，这个也是粮食问题，粮食问题才是最原始的动力，当时苏区的面积和生产能力，根本养不起几十万的军队的！而这些参加红军打过土豪的人，按照当年正常的法律程序，杀土豪是杀人犯，分土豪财产是抢劫犯，占土豪妻女是强奸犯，他们是无法被遣散回乡的，这与其他军队不同，如果遣散他们还不如杀了他们，他们回乡会被更残酷的报复处死的。

在反AB团的历史背景粮食的天灾我们应当不能忽视，1930年是1929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的时代，也是中国天灾频发的一年，据当年内政部据赈务委员会对各省灾情之调查，与苏区有关的江西受到水旱虫灾荒的有72个县，湖南旱灾后加发水受灾53个县受灾，同时全国山陕甘冀等地也受灾严重（引自陈洪进《鸦片问题与中国农村经济破产之趋势》，《解放前的中国农村》(二)，第226页。）江西70多个县的受灾意味着苏区基本上是全部受灾，据南京政府内政部统计，江苏、浙江、福建、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贵州、山东、山西、河南、河北等21省567县，共有荒地面积为1，177，340，261亩（黄泽苍：《中国天灾问题》，第63—64页。）。据红色记者斯诺的记载：“在1930年灾荒中，三天口粮可以买到二十英亩（按：合121．4市亩）的土地。有钱阶级利用这个机会购置了大批地产，自耕农人数锐减。”（《斯诺文集》，第二卷，第197页。）同时我们可以看上海的米市状况，是连年灾荒与农业危机的一个缩影。据《抗战前十年之中国》一书载，“因农产收获量日益减少，以致形成了全国食粮的异常恐慌现象”，“外国的米麦，每年均有大量的流人”，且显逐年增加之势。1929年，国外输入米1080万石，小麦290万石；1930年输入米1990万石，小麦520万石。此后数年继续递增，“以致国内市场中洋麦、洋米充斥。” （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抗战前十年之中国》，龙田出版社印行，第191—192页。）

灾黎载道，饿莩遍野，食人惨剧到处发生。在寸草不生的荒原上，“日间死人，隔夜则臀腿两部，即不见肉”。灾民“初则偷窃死尸，继则公然脔割，终则以婴儿、妇女的腿臂作腊肉，家居供食品，出外作干粮。各处税局翻检行客，常有人腿包裹其中。严诘之，答曰：本人子女之肢体，若不自食，亦为他人所食。”（1930年7月3日《申报》，7月7日《大公报》）看到这样的灾荒，实际上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人要吃饭，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军队是必然要哗变的，军队的粮食不足也没有其他来源，需要的只能是减员，这样的减员如果通过屠杀来完成，又要为屠杀找到足够的理由，过程肯定是无比恐怖的，但这就是人类的必然，不要讲什么高尚的东西，如果西方国家被围困，死亡的人会更多，而中国后来也受灾也被围困，在公有制的体制下死亡肯定是最少的，因为是有计划。非洲市场经济和西方民主没有少搞，照样是饿死人，如果英、德等国家被围困而粮食不足，什么好制度都没有用，如果是市场经济允许囤积，肯定是死人更多的。了解了粮食问题，就能够更本质的理解一些中国政权早期的历史，粮食问题是核心问题，革命首先要解决吃饭。同样的在39年的根据地困难的时期，反托洛斯基的屠杀也是如火如荼，很多历史是近似的……

因此粮食问题我们需要深刻的认识，我们能够养活这么多人与当年大修水利、大建化肥厂、杂交种子革命等分不开的，这些也是在我们政府的强力干预下完成的，有些人说18亿亩的红线问题，这些在西方情报机构资金支持下的学者，我们就算不说他们是汉奸，起码也是被西方洗脑的“芝加哥男孩”，当年西方培养拉美的“芝加哥男孩”搞垮了拉美的经济，现在中国的主流经济学者也是这样被西方培养出来的人群，他们的舆论是要把中国带进沟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