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最近写一系列长文，论述惩治枉法应当取代反贪污受贿为反腐败的核心，本文是其第三部分：惩治枉法的成本性价比有优势。

惩治枉法与惩治贪污相比，笔者认为惩治枉法的成本低效果大，可收事半功倍之效。一个社 会的进步离不开法治的进步，管理就需要成本，在腐败形成过程当中贪污和枉法是相伴而生的，我们到底从贪污受贿入手还是从枉法开始，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应当是 管理成本，其中的司法成本不能忽视，因为以中国这样的大国，司法腐败监察人员也可以权力寻租的，国家管理成本随着国家规模的增大是非线性高速增长的，成本因素才是核心因素。

1、中国历史上的枉法罪名重于贪污

对于枉法的处理中国古代是与现代不同的，中国历史上的枉法不单是枉法罪名，涉及多个非常重的罪名，这主要体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A、枉法涉嫌欺君之罪

稍有中国历史常识者都知道欺君之罪是十恶不赦的大罪，在古代皇帝的旨意就是法，法也是 通过皇帝的旨意颁布的，下面的官员如果没有按照这个旨意去做，或者做事违反了，则不但是自己的性命难保，还会株连家人，但就是这样的重罪，还有胥吏作怪、 使得令不出宫门的情况产生，而现在中国地方官员违反中央的精神，只是普通的违纪，连违法都不算，就算是违反了法律，只要是集体领导也就没有事情了，枉法罪 是个人犯罪，无关集体。

B、渎职与大不敬罪

在古代大不敬之罪也是十恶不赦的重罪，这个罪名里面很多情况是不奉征召等不作为，这个 不作为与现在的渎职很类似。另外在古代还有一个失察罪，没有发现下属的犯罪枉法行为也要承担罪名，这个罪也与渎职有关，如果是关于国家和皇帝的重大职责的 不作为就是大不敬，一般的不作为可能就是失察等罪名了，中国古代针对枉法的罪名是很重的。

C、历史上贪赃更像财产来源不明罪

历史上查抄罪官财产的是不区分合法与非法财产的，是彻底的抄家，如果真的是贪污所得， 则要如抓贼抓赃一样找到具体的贪污财物，如果发现大量财产与其身份下的合法收入不符，就认为是贪赃。在这里这些贪赃的性质实际上是相当于今天的巨额财产来 源不明罪，具体的枉法行径则要按照欺君、大不敬等罪名论处，其他的陋规所得平时是灰色收入，大家都有陋规收入法不责众，但是在抄家的时候会有一个总清算 的，因此官员要时时小心，这也是古代以禄养廉的具体作法。

D、古今法治的不同

很多人说古代中国是人治社会，对于中国历史上的法律状态是认识不足的，历史上不是没有 法，而是严刑峻法，从隋朝的《开皇律》到清朝的《大清律例》，不但严刑峻法而且还是有条件的案例法，很多案例是可以被援引的。中国古代的人治体现在法的不 独立和随意性，法制低于皇帝的意志，允许皇帝的意志对法律进行多维度的解读，所以说是人治。

古代的枉法包含违拗皇帝的意思，但皇帝的旨意一般是执行比较到位的，而现在枉法的问题 是有法但就是执行不下去，不能执行到位和扭曲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官吏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去解读和执行法律，这样的状态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中国的社会 发展会比历史上的问题更多，因此保障法律的执行到位，从严惩治枉法就成了当务之急。

2、枉法证据相对明晰

对于反腐败到底从哪里入手的问题，还要特别关注证据取得的难易程度。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进步，在司法实践中是越来越讲证据了，而且我们的新《刑法》也越来越强调无罪推定和不单单依靠口供为证据。在证据获取难易程度方面，惩处枉法取证与贪污取证存在的难易差别判若云泥。

贪污受贿经常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在调查取证非常依赖当事人的举报和纪检部门的非常 手段，而对于当事人的举报也不可能逐一调查，因为当事人恶意举报的事件也时有发生，像文革时期怀疑一切的“八分钱、查半年”的做法会极大地挫伤好同志的积 极性。因此对于贪污受贿的线索查与不查，基本上是基于纪检部门的主观判断，带有很强的人治色彩，也是引发老百姓不满的主要因素之一。而我们纪检部门的一些 特殊程序和手段，也成为外来势力指责中国的口实。

可以设想，老百姓作为贪腐案件的当事者控告贪官，当然知道对方就是罪犯，但是在无罪推 定的原则下，是不能单方面完全采信举报人的，如果不这样就会诬告横行，但是你拿不到更多的证据无法追诉的时候，老百姓就会极度的不满并且对于政府失去信 任，就如轰动一时的“戴套不算强奸”案，如果戴了安全套没有精斑等实物证据，疑罪从无的法理下你能够仅仅凭借举报人单方面的举报就抓人吗？如果这样的规则 成立那么就变成有罪推定了。

在同样的证据条件之下，惩治枉法就容易多了，直接比对官员的做法与法律规定，只要与法 律和政策规定不符，就要承担刑事责任，而如果没有了枉法也就难以贪污受贿，这样取证和定罪都变得简单了，尤其对于有权力调取保密文件的司法、纪检、监察等 部门，把官员的各种行政举措和文件执行处理过程，与现行法律法规政策比较一下，就可以得到充足的证据了，在罪行法定和无罪推定的情况下，惩治犯罪就变得容 易可行了。尤其是行政诉讼要求的举证倒置，官员需要时刻有能力证明自己决定的政府行政行为合法，惩治枉法的证据门槛进一步的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