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枉法可以涉嫌欺君和大不敬，是非常严重的罪行，西方对于枉法也是严惩的，但是由于文革期间枉法横行的历史包袱，当前中国对于枉法惩处太轻，中国的政令执行则更没有严厉的处罚。古代胥吏都可以让政令不出宫门，现在中央的精神更没有约束力，政权政令和法的权威不再，这才是执政力下降腐败横向的关键。

反枉法与反腐败

国家机器运转的失灵，权力寻租和不作为是腐败主要的方式，私利下权力寻租、贪污受贿的核心是枉法，而枉法却未必直接地贪污受贿，各种徇私和利益输送一样是腐败。而我们控制了枉法，没有枉法则权力寻租的空间就没有了，如果谁说枉法还有权力寻租空间的话，那么就应当更改法律消除这个空间。而不作为更需要通过惩治枉法渎职来完成，国家政权体系中的不作为对于国家的运转危害也需要深刻认识。

老百姓对于政府的感觉，主要来自基层能够接触得到的官员党员，这些人的枉法是老百姓与政府对立情绪的来源，如果控制住了枉法，保障老百姓的底线就有了，中国大量的恶性案件，都是以枉法伴随始终的，如果没有了枉法，社会就安定多了，老百姓的维权也是直接针对枉法的，贪污受贿只不过是枉法的动机而已。

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历史上的管仲、张居正等都是贪官聚敛了巨额财富，但是他们为什么能够成为历史上的贤相，除了对国家有巨大贡献以外，还有一个关键就是控制了枉法建立了国家的法度，就如张居正的《考成法》限制了官场不作为和潜规则，提高了政权的统治力、凝聚力。

把惩治贪污变成惩治枉法的根本思维在于枉法的惩治司法成本很低，而反贪的成本是很高的，在受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情况下，贪污取得证据需要非常手段，在无罪推定和不准刑讯下就更难了。而枉法则简单得多，把有关行为直接与法律法规政策进行比对就可以了。朱元璋严惩贪污达到登峰造极，但是朱元璋并没有杜绝腐败，反而是控制枉法的仁宣之治使社会得到更好的发展。

治国必须要考虑到国家的管理成本。大国和小国的管理成本是不同的，国家规模不同管理差别极大，是非线性高速增加的，小国可以搞反贪，而大国则必须选择司法成本更低的枉法为主攻方向，香港的廉政公署如果移植到中国就是历史上的锦衣卫，管理成本会让好制度变成坏结果。能够实现的正义才是真的正义，能够实现的法治才是真的法治，因此对于中国来说，低成本的惩治枉法是核心关键。

反腐败和法治的精髓不在于惩治而在于杜绝，在严惩枉法之后犯罪的成本和风险就会加大，腐败分子敢于以身试法的原因，就是枉法的惩处太轻和贪污受贿难于发现，在严惩枉法和法律体系严密之后，腐败的空间会缩小，可以有效杜绝腐败。法治精神的精髓在于杜绝而不是惩罚，合理的程序就可以有效地限制腐败维持权力的制衡和监督，惩治枉法对于杜绝腐败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