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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市场经济与法治的相互作用
西方文明的历史就是权力走向制衡的过程。除非政教合一的国家，一国内部只有贵族和宗教的时候，不是政权成为宗教的神权工具，就是宗教成为政权的统治工具，中世纪的欧洲是前者而古代中国是后者。自从市场的力量诞生，尤其是金融货币行业的发展，货币权力成为另外一个独立的力量，宗教与贵族的关系才得到平衡，宗教、贵族、资本三者成为了稳定的制衡体系，在这样的体系下公平公正的交易广泛进行，市场经济就建设起来了。
市场经济的一个关键性的好处就是通过公开透明的市场规则制约基层的恶性阴谋博弈，各种博弈在市场的明规则下被全社会监督，市场就是社会的一个公平博弈的场所，凡是能够通过市场行为来运行的，各种腐败就大大的减少，腐败更多地是在市场之外暗箱操作，因此我们对于市场经济的认识，更要认识到它是基层权力博弈的一种制约力量，公平公开交易的市场建立起来的地方，权力寻租的空间就小很多，因此我们要推进市场化建设，把尽可能多的政府行政行为交给市场来解决，市场的竞争主体之间是相互监督和制约的，他们的权力和力量的制衡则维持市场的平衡，这个平衡是市场经济的关键，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反对垄断的原因，垄断破坏了市场的权力制衡，市场就成为一方掠夺另外一方的工具。
市场制约枉法，同时市场平衡和稳定运行的另外一方面就是需要有市场规则的维护，维护市场规则要依靠法律法规政策，这是互动的过程，需要契约精神，如果市场管理部门枉法就是破坏市场规则和市场的平衡，市场就可能成为渔利和阴谋的天堂，市场经济从遏制腐败变成了腐败滋生地，因此严厉打击市场管理部门的枉法，维护市场秩序尤为重要，建立一个成功的市场，建立成功的市场经济，发挥市场在基层的作用，也就维护了基层的博弈制衡，也就维护了基层社会运转的和谐。
因此我们要深入认识市场与法治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市场经济下市场的透明遏制了腐败，而对于市场的枉法则会带来更大的负面影响，市场经济更需要严惩枉法。
9、民主的真谛在基层
2012年12月27日，中国各大媒体都刊出了习近平总书记走访各民主党派，称“延安历史周律谈话仍是警示”的报道。文章提到，12月25日，即在中国开国领袖毛泽东诞辰119周年前一天，习近平在民建中央谈到了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窑洞关于历史周期律的对话，称至今对我们都是很好的鞭策与警示。
媒体所称“延安历史周期律对话”，史称“窑洞对”。黄炎培说，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从兴旺到灭亡的周期律，每个朝代开头都是好的，后来腐败了，灭亡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而毛泽东欣然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一条新路，能踏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西方所谓民主概念是一个很晚近才出现的词，démocratie（法语），拉丁语这个词也要到14世纪才出现，到18世纪启蒙世纪成为重要的政治概念（引自：北师大钱翰教授的考证）。它的对立面不是专制，而是aristocratie（贵族制度），而贵族制度跟专制没有任何关系。欧洲的贵族制是封建制度，这里又是一个翻译埋下的超级大坑——封建是非专制的，封建的制度是权力分散，封建所对应的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这个贵族制度与中国古代的皇权制度完全不同。所谓démocratie与aristocraie最大的区别和对立，不是什么专制/选举，而是权力来源是不是血缘关系。民主根本不等于选票，而在于国家的政治权力能否向全体国民开放——领导人不是家族控制和血缘世袭，中国当年的举孝廉到后来的科举都是向全民开放的。所以民主的对立面也不是所谓专制，而是世袭制。在这两种制度之下，世袭贵族和民众管理在基层的作用才是关键，西方当年地方是分封的贵族，现在是基层自治，而古代中国基层却是民众依宗法制度自治。
对于西方民主被片面化为选票和直选是不对的，在人数众多的选举当中谁掌握渠道谁就控制了选举，普遍的直选则在统计平均上变成了宗教的价值观主导，在西方的选举的结果都是宗教势力的复辟，西方的元首不信基督教是不行的，连日本韩国的首脑不信基督教也是不行的，中东民选以后就是极端伊斯兰宗教势力的上台。因此真正的民主不在选票而在于对枉法的监督，在于基层的制衡。
西方民主社会的关键也是基层民主，社会上老百姓真正做主的权利就是陪审团的投票和社区的选举，这样的做法实际上是让社会力量对于枉法进行监督和维护法制，法庭的判决需要陪审团的裁定，陪审团的成员来自社会，实际上是社会对于制度的监督，是保障社会底层的底线的做法，这样才有可能避免中国的改朝换代。
西方有强大的中产阶级，在社会的基层中产阶级成为中坚力量，他们维持了基层的平衡，他们在基层掌握了社会的主导权，他们在基层真正做主、有效地监督了权力，他们决定的不是国家大事，但他们决定了社会的形态。理解这些基层的博弈和稳定，理解占大多数的中间阶层在基层做主，才真正理解什么叫做民主。而他们能够做主不是随意的，而是规则的，这个规则就是法制，这些民主是在法制规则下完成的，枉法实际上就是破坏了民主运行规则。
中国的改朝换代绝对不是贵族过不下去，而是老百姓过不下去，背后就是基层的枉法横行、土地兼并和豪强并起，基层的平衡被打破，最后就是底层的革命，改朝换代实际上就是中国特色的底层革命。决定国家大事需要精英，需要的是有历史智慧传承的极少数的人，如果这些也是要依靠选票和大多数的话，一定是决策的平庸化，人人都能够做主的背后会带来混乱和无政府主义的。真正民主的关键也是在基层，是在老百姓能够做主的切身相关的事情上，这些事情需要的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和契约自由的契约精神，需要法治的保护和基层社会力量的监督，让老百姓在基层能够对于切身相关的事情做主，在基层的社会博弈当中切实保护老百姓的利益，达到基层的平衡，这才是民主的真谛。这些微观的民主集合凝聚在一起，就是民主社会。民主的真谛更在基层。
所以我们需要民主，但民主不等于选票，民主更在基层老百姓能够做主的事情上，在对于法制的维护和监督上，在严惩枉法上，离开法治的民主是黑暗的，我们说民主是不能离开法制谈民主的，建设法制社会一定要放到更有先的位置上来。因此严惩枉法对于建设民主社会，跳出改朝换代的历史循环，具有关键性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