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的创新能力在世界上处在什么位置？可能认为“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的人会比持相反判断的人更多。然而日前世界著名的毕马威（KPMG）咨询公司给出的调查结果却可以说出人意料。据英国《金融时报》2012年6月27日的报道，由毕马威组织的一项面向计算机和电子等行业逾650名高管的调查显示，有30%的被调查者认为中国将在未来4年内成为最大的“全球创新热点”，排在第一位，美国得票率为29%，排名第二，其后是来是印度、日本和韩国，得票率分别为13%、8%和5%。

当然这只是一项主观评价调查，不过客观数据也有。按照最重要的国际专利申请渠道《专利合作条约》（PCT）为口径的统计，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的数据，中国的PCT申请量从2009年起已连续3年增速位居世界首位。其中2011年增长率高达33.4%，比当年增速居第2位的日本高出12个百分点。这样的例子其实不胜枚举，事实上大部分领域的国际技术创新统计都可以给人类似印象。举出这些例子并不是要说中国的创新能力已然领先，更不能说中国长期以来存在的创新不足弊病已经大幅改善，而仅仅是为了说明：讨论“中国的创新能力”时此类事实不应被忽略。这类事实提供了一个讨论起点，可以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真正有意义的问题：“中国创新能力领先全球”这种统计结果产生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美国这样创新能力很强的国家会排在中国后面？中国的创新发生于哪些过程、形成机制如何？西方国家现在的创新状况如何？

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首先对当前创新在一些关键环节出现的变化做一个提纲挈领的概要，得出一个关于全球创新的新图景，然后在此图景下分析几个典型国家面临的新情况，这样才能在一个全球的参照系中看清中国的位置并探讨其成因。展开论述之前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是“创新”？因为“中国创新能力领先全球”这种统计结果之所以显得不可思议实际上与“创新”一词的用法有关。这里不能展开讨论“创新”的定义，但可以引用“创新”的两个经典定义来说明这个词如何被在不同意义上使用。

按照经济学中“创新”概念的提出者熊彼特的定义，创新所指的是一种过程，是“引入了新的生产要素从而对已有的生产要素进行了重组”，可以通过在原有的经济系统中引入新技术、新方法、新市场、新材料、新产品等途径得以实现。最为人们所熟悉的历史上的重大创新如汽车、飞机、计算机、互联网等都可以用来例证这种定义，不过这种定义的重点并非这些新技术本身，而是它们所引起的工业生产过程重组，并且这些重组改变了整个社会的运行方式。

创新领域的权威工具书《牛津创新手册》则给出“创新”的另一种经典定义：“发明是指首次提出一种新产品或新工艺的想法；而创新则是首次尝试将该想法付诸实施。”一般在统计中使用这种定义，因为知识产权数量易于统计。实际上，“中国创新能力较弱”的印象通常来自在熊彼特的意义上使用“创新”一词：近现代历史上引起了重大生产过程重组的技术成就极少源自中国；而“中国创新能力领先全球”的印象则来自于中国新申请知识产权的数量。

真正给社会带来影响的，通常是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但是这个意义上的创新是一种过程，需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回过头来总结。新增专利中无疑只有极少部分将来能够引起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但对于新出现的技术又只能以专利数为依据进行统计，至于新出现技术哪些在将来会引起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预测难度是极大的。不过可以说，新增专利数量更多的国家，将来出现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的可能性理应较高，这也是正是毕马威咨询的全球650位IT 高管调查结果的含义。因此中国在新增专利数量上领先全球这一现象的成因及其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中国的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能力，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

谁来“组装大象”？

中国在新增专利数量上全球领先是与全球产业格局重大变化过程密不可分的，这一重大变化过程就是国际产业转移带来的全球产业格局重组。自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时起，发达国家的制造业不断向外转移，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逐步承接了从西方国家移出的制造业，中国成了“世界工厂”。发达国家曾经被称为“工业发达国家”，但现在这个词已经很少使用了，因为世界上最多、最密集的工厂已不在发达国家。

与国际产业转移的过程同时，科技研发的“大科学时代”也广泛铺开。“大科学时代”是爱因斯坦提出的概念，指现代科学技术研究越来越需要众多研究者的合作，一个项目所需的人员、资金、设备越来越多，相应地就更需要高度的组织协调能力和大规模资金支持，二战前曾经是科研主流的靠一个人或者几个人的小组就能得到重要成果的可能性越来越低。体现在工业领域，大科学时代的影响就是产品的集成度越来越高，一个最终产品往往是几百项甚至成千上万项专利、技术的集成。英语中经常把这种高度复杂的合作项目称为“大象”（elephant）。

国际产业转移加上“大科学时代”，彻底改变了全球产业链的结构，这种改变可以用管理学所称的从“福特制”到“温特制”的转变来概括。

福特制（Fordism）是对源于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的生产组织模式的概括。在福特制下，企业围绕大规模制造的要求，以最终产品为中心，安排生产系统的资源配置，形成了大而全的生产链条。随着最终产品所需的零部件数量规模扩大和生产环节增多，福特制的企业不断外包零部件制造和一些生产环节，但一定会形成“中心-卫星”模式，中心企业与卫星企业间是垂直管理关系。

温特制（Wintelism）一词来自微软的windows的win和Intel（英特尔）的tel的合称。温特制是与福特制截然不同的生产组织方式，在温特制下，最终产品不再是生产组织的中心环节，取而代之的是标准，掌握标准的跨国公司把生产过程分解为许多个模块和环节，再把这些模块和环节外包到全球每个合适的地方进行生产。研发过程也可以分解为模块进行外包，企业只要掌握标准就行，掌握标准就掌握了全部利润。掌握标准的企业与承包制造环节的企业间也不再是“中心-卫星”关系，而是项目合同关系。

实际上，标准可以看作是把最终产品所包含的数以百计乃至千计个环节“组装起来”的知识和权利。在温特制下，中国这个“世界工厂”实际上是产品加工制造的最大承包商，承包的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外包出来的模块、环节。虽然最终产品这个“大象”当中可能绝大部分单独环节都是在中国制造的，甚至总装配也可能是在中国完成，但只要“组装大象”的方法即标准的所有权不是中国的，那最终产品和利润也就不是中国的。于是产生了“中国制造，美国利润”现象。

不过温特制的一个副产品就是中国的专利数必然会增多，当中国承包世界上最多的加工制造环节，中国的新增专利数必然会是世界第一。为什么呢？因为专利大多就是新工艺的体现，而最多的新工艺会出现在哪里？当然是工业制造活动最密集的地方。这就是中国新增专利数2009以来排名世界第一的原因，这个时间点与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的时间点是基本一致的。中国新增专利最多，并不表明中国的创新能力最强，实际上，能够产生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的中心环节，已经从过去的产品转变为现在的标准，这才是讨论“创新能力”这个话题的真正难点。现在的国与国之间竞争已经不是比拼产品的时代，而是比拼“标准掌握在谁手里”的时代。中国的发展目前面临的最大课题——产业升级，其主要含义并非从落后的工艺升级成先进工艺——因为世界上大部分先进工艺的工厂已经在中国，而是要去争取“组装大象”，也就是掌握标准的制定权。虽然标准是“把零件组装成大象的方法”，但制定新的标准却绝非把既有的环节重新排列组合这么简单。制定新的标准需要强大的国家创新体系，这方面中国依然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