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九月初的时候，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了在拉迪沃斯托克举办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并发表主旨演讲。

在演讲中，他不仅强调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夯实经济发展基础”，还要“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的投入”。三天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出席2012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进行致辞的时候，更批驳了某些媒体对2008年中国政府“应对危机的一揽子计划”的“不顾事实地歪曲和指责”。在随后的座谈会上，温家宝总理进一步强调，中国要解决地区差异、经济转型、改善民生等任务，还需要在基础设施和科教文卫方面巨大而又长期的投入——这“13亿多人口的强大内部需求”，“反映出中国的发展还有巨大的潜力”。　

温家宝总理的批驳不是没有道理，对于中国加强投资的计划，媒体上响彻着一片质疑声，但大部分质疑要么是为了质疑而质疑，要么就是夹带了自己的私货。

9月17日有媒体报道称，吴敬琏先生在国际金融论坛2012学术报告会上的主旨报告中反对当前用投资拉动经济，并以高铁投资为例来加以佐证。吴敬琏反对高铁建设的理由是：“铁路现在的短板是在货运，而不是在客运。高铁是客运，把主要资源用来建设高铁是资源的误配。”吴敬琏先生的批评建立在媒体营造出的高铁刻板印象上，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

高铁虽然主要是客运专线，但是对货运也是同样有帮助的。传统的铁路是客运货运合一的，为了保证客车快速准点运行，货车经常要为客车让路，货运效率受到很大影响。建设高铁客运专线，将会把大量客流从原来的铁路上分出来，也就为提高货运效率腾出了空间。早先财新《新世纪》周刊的主编王烁先生，曾断言高铁无助于减缓货运压力，不料吴敬琏先生竟然重蹈其覆辙，真是让人感到惋惜。

吴敬琏先生的学生、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胜军先生，更认为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已经过剩，因此不应该再进行投资了。他在《与林毅夫商榷:中国未来高增长靠什么？》（最近林毅夫先生因为大力支持投资政策而招致了很多批评）一文中讲到，“中国的基础设施已经不再是发展的瓶颈，在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过剩或超前现象”。但在讲完这段话后，刘胜军先生并没有给我们举出基础设施过剩或超前的具体例子来，也没有向我们说明这在所有投资中占多大的比例。而温家宝总理9月11日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早已指出，不只是在较为落后的中西部地区，甚至在东部发达地区，也一样存在着基础设施落后的现象。刘胜军先生若能在上下班高峰期去挤一下北京或上海的地铁，估计就不会坚持自己的观点了。

许多人认为加大投资有碍于产业升级，比如北大风投研究所研究员马光远先生在反驳林毅夫先生的文章《中国经济：靠什么还能快速增长二十年？》中，就指责中国经济由于“过度依赖”“投资”，导致“不可遏制陷入下滑的境地”以及“产业低端”。

马先生可能不知道，现在中国向俄罗斯和巴西出口的主要是制造业产品，而俄罗斯和巴西向中国出口的主要是矿产资源，中国无论如何不会比这两个国家的产业水平更低。像俄罗斯，除了吃苏联时代的老本卖点军火以外，他在制造业方面还有什么拿的出手来的呢？前不久普京访华，签下了让中国企业去俄罗斯投资建拖拉机厂和LED工厂的合约。再如巴西，它向中国出口铁矿石，中国则向其出口装载矿石的四十万吨级的巨型货轮，产业水平谁高谁低一目了然。与马光远所说的恰恰相反，事实上正是依靠着长期的投资，中国的产业水平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

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先生也坚决反对加大基础设施投资，他认为中国经济过于依靠外需和投资拉动，今后应该加大消费的比例。陈志武教授这样讲，并非毫无道理，不过当前没必要将投资和消费对立起来，而且中国消费所占比例一向被严重低估了，英国经济学家、前伦敦副市长约翰·罗思（John Ross）不久前就撰文指出，在全球诸大经济体当中，近年来中国的消费增长是最快的。

但颇有意味的是，9月4日陈志武发微博称，要求扩大消费，可就在此前，他刚发了一条微博，反对提高工人的收入和四年前通过的《劳动合同法》。我们都知道，消费的扩大主要依靠占人口多数的工薪阶层，不提高工人的收入，怎能扩大消费呢？如果既反对投资拉动，又反对靠提高工薪阶级的收入来扩大消费，那么中国如何依靠拉动内需来发展经济呢？

还有观点认为，要拉动经济不应该指望投资，而应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完成，比如，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先生最近发表言论称，“用大量的投资的经济刺激的办法，那只能打一个强心针，甚至是饮鸩止渴”，应该从“提高劳动生产率”入手。对于成思危先生的观点，我们不禁要问，难道单靠改进管理就能无限提高劳动生产率吗？难道提高生产率就不需要采用更新式或更高级的机器设备了吗？难道用机器即投资代替人力不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根本性出路吗？我们都知道，用风钻进行作业，再怎么深挖潜力，也不如投资改用隧道掘进机。

时任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的郎咸平先生也发文称，正是2008年以投资为主的“四万亿”计划，导致了今天中国经济重新陷入困境。难道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冰岛、美国经济不见起色，甚至陷入严重的负增长，也是由于他们推行了“四万亿”的政策导致的吗？2008年中国经济因为得益于四万计划而在全球一枝独秀，怎么反倒成了罪过？当前中国经济下滑，很明显主要是因为受经济周期因素和世界经济再次低迷的拖累。

郎咸平先生还说，“停止新四万亿（投资计划），把钱省下改善民生”，不要把钱“浪费在高铁高速公路钢厂”等上面。但是，难道大规模修建下水道就不需要钢材水泥了吗？难道高铁和高速公路就不会提高钢材水泥的运输效率从而降低包括下水道在内的各种设施的建设成本了吗？

9月19日，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先生指出，“许多经济专家像娱乐节目主持人一样讨论问题，经济专家八卦化，其吸引眼球的噱头就是唱衰中国。”对照一些媒体的荒唐言论，不得不说，黄奇帆先生的观点还是很有道理的。　

当然，中国针对当前的经济形势所需要采取的对策，笔者认为绝非进行基础投资一途，同时还需要加大对富人的税收（不久前林毅夫先生也曾提出这一点）、提高工薪阶级的收入，以及加大保障房建设的力度等。　

9月13日，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彼得·戴蒙德在纽约举行的年度彭博市场50峰会上表示，“多年来，美国在基础设施上投资不足，为了提振经济，美国应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因为“加大基础设施投资是最具生产力的经济刺激举措，不仅可以创造大量就业，还能为未来夯下坚实基础。” 　

连诺奖得主都在追随中国了，中国更没理由放弃多年来屡试不爽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