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大的顺利召开，或许众多西方经济决策者的祈盼比多数中国人还要强烈。为什么？因为全球经济自2011年开始了新一轮探底，进入2012年后形势愈加糟糕，而一如四年前面临金融危机时，西方世界依旧无力独自应对，只好寄希望于中国能再次像四年前一样，出台新的一揽子“四万亿”政策，充当火车头，将西方拖出泥潭。不巧的是，今年恰逢中国“大选年”，在不少西方人看来，由于政府换届交接的缘故，这一次中国政府的行动似乎没有四年前那样坚决果断。
10月11日，在IMF和世界银行的年会上，世界银行新任行长金墉表示，期待北京在下个月完成10年一次的领导人换届工作后采取“非常积极”的步骤启动经济扩张。金墉说：“（中国政府）目前正经历政治变革，一旦结束这一过程，我觉得他们将以十足的劲头努力恢复增长。”
金墉的措辞还是非常克制的，有人心急火燎就顾不上了。
10月10日，英国《泰晤士报》刊登史蒂芬•金的文章《这次中国不会再扔给我们救命绳索了》。该文首先动情地回顾了2008年：
在已故电影演员兰道夫•斯科特主演的好莱坞电影中，“第七骑兵团”总会前来驰援那些对于深陷绝境的人们。在世界经济濒临绝境的2008年，担当第七骑兵团英雄角色的就是中国领导人。当时，面临出口锐减和国内停滞风险的中国拿出降息和大幅增加基础设施投资的举措，经济开始突飞猛进。中国的政策不仅拉动国内经济，还拯救了世界经济。基础设施项目纷纷上马，中国的进口也随之激增，推动世界贸易出现复苏。
随后该文叹息，不幸的是，四年之后的今天，“中国无意再推行大规模刺激计划”，“尽管世界其他国家盼望中国的刺激计划，但北京的心态却很矛盾。”
此前，9月27日《纽约时报》刊登杰安迪的文章《中国经济减速的换届因素》，更为详尽地阐发了西方的焦虑。该文称尽管以往“经济增长放缓之时，中国政府从来不惮于采取大胆的行动。……但在今天，共产党却似乎被紊乱的领导层换届搞得心烦意乱，不愿或无暇顾及更具雄心的措施”；“这个经济体的最高掌舵者缺乏共识，扼杀了更为强力的回应措施”；“中央政府可以做出更加强硬的选择，但他们似乎失去了勇气，只是坐在那里袖手旁观”，以至于让”“局势看上去越来越严重”。
10月 17日，华尔街日报也刊登了文章《中国是否在等换届后再推出刺激措施？》，表达了同样的焦虑：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等现任领导人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一直反常地克制。尽管有迹象显示过去几个月经济活动不断减弱，中国政府却并没有急着降息或加快公共支出。”
笔者认为西方人士的上述焦虑有些过度了，事实上，中国政府已经启动了大规模的以基础设施建设为核心的投资拉动政策，以及其他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应对此轮的经济下滑。
中国政府启动新的拉动政策始自半年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5月23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需要“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会议还明确指出，要“推进“十二五”规划重大项目按期实施，启动一批事关全局、带动性强的重大项目，已确定的铁路、节能环保、农村和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教育卫生、信息化等领域的项目，要加快前期工作进度。”会后，中央以及地方的新一轮基建投资开启了序幕。
7月26日和7月3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接连主持党外人士座谈会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强调要“坚持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并“加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支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会后，“地方版四万亿”开始启动。
9月8日，胡锦涛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并发表主旨演讲时，强调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夯实经济发展基础”，“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的投入”。仅仅三天后，温家宝出席2012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时，严辞批驳了对2008年中国政府“应对危机的一揽子计划”（俗称四万亿计划）的“不顾事实地歪曲和指责”，指出需要在基础设施和科教文卫方面巨大而又长期的投入，“不赞成那种认为经过30年的改革和发展，中国的增长速度已经到尽头的观点。”随后，发改委开始密集大量地批准包括铁路、公路、地铁、港口等在内的各类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由此可见，中国政府的拉动政策或稳增长政策，早已实施，至于具体规模另论。只是，今年的政策不再像四年前那样大张旗鼓的予以宣传而已。因此说，中国政府因换届而“无意再推行大规模刺激计划”，是不符合事实的。
不过上述三家西方大报的误判，也情有可原，毕竟中国今年的“新四万亿”没有大力宣传，因此就容易被忽视。不仅如此，中国大量媒体始终充斥着反对采取新的四万亿的声音。除此之外，西方人士可能有一个问题，他们有时候过于信赖一些所谓的“内部人士”或“与中国高层联系紧密的人士”（纽约时报文章语）的见解了，以至于忽视了官方所正式宣布的重要信息。
比如，纽约时报《中国经济减速的换届因素》一文，就非常看重“著名政府经济学家李佐军”的见解。遗憾的是——且不论李佐军先生是不是“著名政府经济学家”，作为吴敬琏先生的弟子，李佐军先生是中国的所谓的“自由派”经济学家的一员，该派的观点或主张就是鼓吹中国若不加紧全面市场化改革，经济即将崩溃、2012年经济硬着陆不可避免、坚决反对当前的包括加大投资在内的系列稳增长政策。他们预言的上轮四万亿将带来大量银行坏账始终没有出现，这令某些人非常窝火。纽约时报向李佐军请教的话，除了听李先生唠叨投资拉动政策不可行这样的套话之外，又能得到什么信息呢？
纽约时报文章视李佐军先生为“著名政府经济学家”，这并非毫无道理，不过，即使在政府部门或政府下属的研究机构任职的经济学家，也并非都是观点一致的。7月26日，胡锦涛就出台新的经济政策主持重要的党外人士座谈会时，刚从世行卸任回国的林毅夫先生是出席并发言的唯一一位职业经济学家，林教授的见解跟李佐军及其导师吴敬琏先生正好是相反的。我不明白，纽约时报为何不去听听林毅夫教授的意见。
纽约时报文章还提到当时人民日报有文章不赞成出台新的积极的稳增长政策，认为这代表着官方的态度。其实未必。人民日报有二十多个版面，通常除了前四版外，其他版面包容了观点各异的、甚至相矛盾的大量文章，因此不能把任何一篇在人民日报上出现的文章，都当做最高层的意见。比如，支持投资和反对投资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就都曾刊登过。
对于中国政府是否犹豫不决以及西方人士对中国的误判这一问题，还有另外的见解。英国经济学家、前伦敦副市长、现上海交大访问教授约翰•罗思（John Ross）就认为，中国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一方面无视西方经济下滑的现实，一方面又大肆诋毁当年的“四万亿”政策，以至于影响到中国政府没能及时出台新的稳增长的政策；本来中国政府在去年年底之前就应该开始推行新政策，结果直到半年后即2012年5月才开始。果真如约翰•罗思所言，那么中国的“自由派”恐怕没有想到，他们误导中国经济决策的结果，竟然也让西方差点没抓到盼望已久的“救生圈”。
中西关系现在逐步进入到这样一个历史阶段，西方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对他们最有利的可能不再是让中国崩溃——用洪博培前大使的话来说就是“扳倒中国”，而是让中国经济维持繁荣从而拉着陷入严重萧条的西方经济前进。中国的某些“自由派”对此却缺乏认识，导致他们的言行不仅可能误导中国，也误导了西方。当然，西方内部某些人也是难辞其咎。本文开头讲到新任世界银行行长金墉先生期盼中国政府尽快采取“非常积极”的措施来启动经济扩张，但是就在今年2月底，金墉先生的前任佐利克先生访华时，却教导中国政府在处理经济事务时要消极无为，不要再靠投资拉动经济。假如中国政府今年真的延误了稳增长措施的出台，以至于加重了包括美国在内的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危机，那么金墉先生有十足的理由可以去向佐利克先生问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