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8日，胡锦涛在拉迪沃斯托克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并发表主旨演讲时，强调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夯实经济发展基础”，“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的投入”。仅仅三天后，温家宝出席2012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时，批驳了对2008年中国政府“应对危机的一揽子计划”（俗称四万亿计划）的“不顾事实地歪曲和指责”。在随后的座谈会上，温家宝进一步强调，要解决地区差异、经济转型、改善民生等任务，还需要在基础设施和科教文卫方面巨大而又长期的投入，这“13亿多人口的强大内部需求”，“反映出中国的发展还有巨大的潜力”。
不过与中国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肯定相反，对于加强基础设施投资，媒体上却响彻着一片质疑声。不过仔细观察一下不难发现，这些质疑声很少有能站得住脚的。质疑者们的理由可谓是五花八门，最后他们也因此而洋相百出。
9月17日《中华工商时报》报道，吴敬琏先生在国际金融论坛2012学术报告会上的主旨报告中反对当前用投资拉动经济，并以高铁投资为例来加以佐证。吴敬琏反对高铁建设的理由是：“铁路现在的短板是在货运，而不是在客运。高铁是客运，把主要资源用来建设高铁是资源的误配。”吴敬琏先生这真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高铁虽然主要是客运专线，但是对货运也是同样有帮助的。传统的铁路是客运货运合一的，为了保证客车快速准点运行，货车经常要为客车让路，货运效率受到很大影响。建设高铁客运专线，将会把大量客流从原来的铁路上分出来，也就为提高货运效率腾出了空间。胡舒立的得力干将、财新《新世纪》周刊的主编王烁先生，不久前已经因为断言高铁无助于减缓货运压力而闹过笑话了，不料吴敬琏先生竟然重蹈其覆辙，真是让人感到惋惜。
吴敬琏先生的学生刘胜军先生，认为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已经过剩，因此不应该再进行投资了。他在FT中文网《与林毅夫商榷:中国未来高增长靠什么？》（最近林毅夫先生因为大力支持投资政策而招致了很多批评）一文中讲到，“中国的基础设施已经不再是发展的瓶颈，在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过剩或超前现象”。遗憾的是，在讲完这段话后，刘胜军先生并没有给我们举出基础设施过剩或超前的具体例子来，也没有向我们说明这在所有投资中占多大的比例。笔者认为刘先生就这样重大的问题信口开河，是相当不可取的。温家宝总理9月11日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早已指出，不只是在较为落后的中西部地区，甚至在东部发达地区，也一样存在着基础设施落后的现象。刘胜军先生若能在上下班高峰期去挤一下北京或上海的地铁，估计就不会坚持自己的观点了。
许多人认为加大投资有碍于产业升级，比如马光远先生为反驳林毅夫，于9月13日撰文《中国经济：靠什么还能快速增长二十年？》，就指责中国经济由于“过度依赖”“投资”，导致“不可遏制陷入下滑的境地”以及“产业低端”。那么在马光远先生眼中中国产业到底如何低端呢？就在此文发表不久前，马光远在微博上称在金砖四国中，中国制造业水平处在最低端。对马先生的判断，让我有恍如隔世之感。现在中国向俄罗斯和巴西出口的主要是制造业产品，而俄罗斯和巴西向中国出口的主要是矿产资源，中国无论如何不会比这两个国家的产业水平更低。像俄罗斯，除了吃苏联时代的老本卖点军火以外，他在制造业方面还有什么拿的出手来的呢？难道不正是普京前段时间访华时签约让中国企业去俄罗斯投资建拖拉机厂和LED工厂吗？像巴西，它向中国出口铁矿石，中国则向其出口装载矿石的四十万吨级的巨型货轮，产业水平谁高谁低不是一目了然吗？至于印度，那就更没有资格与中国比较了，总不能认为一个动辄全国大停电的国家的产业水平会高于中国吧。马关远先生对中国制造业的发展现状如此无知，难怪他会做出加大投资会阻碍产业升级的荒唐结论。事实恰恰相反，依靠着长期的投资，中国的产业水平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
陈志武先生也坚决反对加大基础设施投资，他认为中国经济过于依靠外需和投资拉动，今后应该加大消费的比例。陈志武教授这样讲，并非毫无道理，不过当前没必要将投资和消费对立起来，而且中国消费所占的比例一向被严重低估了，英国经济学家、前伦敦副市长约翰·罗思（John Ross）不久前就撰文指出，在全球诸大经济体当中，近年来中国的消费增长是最快的。更令我们吃惊的是，9月4日陈志武发微博称，要求扩大消费，可就在此前，他刚发了一条微博，反对提高工人的收入和四年前通过的《劳动合同法》。如此自相矛盾，几乎让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请问陈教授，消费的扩大主要依靠占人口多数的工薪阶层，不提高工人的收入，怎能扩大消费呢？您既反对投资拉动，又反对靠提高工薪阶级的收入来扩大消费，那么您到底想要什么呢？您想让中国经济坐以待毙吗？
在好多人嘴里，扩大消费仅仅是一个用来反对加强投资的幌子而已。像陈志武这样一面要求扩大消费、反对投资一面却又抱怨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大有人在。
还有人认为，要拉动经济不应该指望投资，而应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完成，比如，成思危先生最近就说，“用大量的投资的经济刺激的办法，那只能打一个强心针，甚至是饮鸩止渴”，应该从“提高劳动生产率”入手。成先生这真是只要结果不要手段啊！请问成先生，难道单靠改进管理就能无限提高劳动生产率吗？难道提高生产率就不需要采用更新式或更高级的机器设备——这实际上就是投资——了吗？难道用机器即投资代替人力不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根本性出路吗？用风钻进行作业，再怎么深挖潜力，也不如投资改用隧道掘进机呀。成思危先生的宏论，真是有悖常识。
郎咸平近日称，正是2008年以投资为主的“四万亿”计划，导致了今天中国经济重新陷入困境。这真是罔顾事实。请问郎先生，难道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冰岛、美国经济不见起色，甚至陷入严重的负增长，也是由于他们推行了“四万亿”的政策导致的吗？当前中国经济下滑，很明显主要是因为受经济周期因素和世界经济再次低迷的拖累。2008年中国经济因为得益于四万计划而在全球一枝独秀，怎么反倒成了罪过？四万亿带来地产过热、通货膨胀等副作用，对此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在新的投资中尽量设法减少上述副作用，而不是因噎废食。
郎咸平还将基础设施建设与民生问题对立起来。比如前段时间北京的大暴雨暴露出下水道系统可能滞后于城市发展的问题，郎咸平借题发挥，要求“停止新四万亿（投资计划），把钱省下改善民生”，不要把钱“浪费在高铁高速公路钢厂”等上面。请问郎先生，难道大规模修建下水道就不需要钢材水泥了吗？难道高铁和高速公路就不会提高钢材水泥的运输效率从而降低包括下水道在内的各种设施的建设成本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