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多年，举世无匹。为了给经济发展提供更新更充足的动力，最近中国政府提出在稳定增长速度的同时，要注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4月25日，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针对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强调“要按照稳中求进的要求，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稳中求好、稳中求优，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6月8日，李克强在环渤海省份经济工作座谈会上谈到，经济举措要“既利当前又利长远、既稳增长又调结构……着力提高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此前，上一届中国政府早已主动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方针，稳增长、转方式、调结构（以及控通胀、防金融风险等）同时被列为经济工作的重心。在笔者看来，提高经济的质量和效益这一新说法与转方式和调结构是有连贯性的，大致可以被视为同一事物的不同表述方式。

一面稳增长、保持速度，一面更多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中国政府的这一主张是合理的。不过奇怪的是，最近国内外媒体却联手掀起了一股将稳增长与提高经济质效、将速度与质量割裂甚至对立起来的舆论浪潮。该论宣称：中国经济以往虽然高速增长，但是却粗放低效；要想转变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要想提高经济的质量和效益，只有将经济增长速度将下来才能完成；因此，未来中国经济不应该或不需要再继续维持高速增长，低增长甚至停滞才更为有益（与此同时，在必要性角度以外，大量媒体以“世界银行2030报告”为旗帜，从必然性的角度鼓吹中国高增长时代已结束、正进入“结构性低增长时代”，“中长期经济增速必将下滑已渐成共识”[胡舒立语]，而林毅夫则因为持相反的观点、相信中国仍将可以继续高增长，遭到了媒体的围攻。对此论笔者将另有专文批评）。比如：

2012年05月28日财新《新世纪》周刊胡舒立文章《经济增速下滑是福是祸？》。

2012年7月5日中国经营报《中国不需要什么高增长神话！》。

2012年11月01日 南方都市报《2012年是中国进入低增长、高质量模式的转折点》。

2012年12月福布斯杂志的迈克尔佩蒂斯 为什么2013年增长速度再降对中国经济是好事。

2012年12月15-16日 三亚·财经国际论坛上，Global Counsel战略咨询公司主席彼德·曼德尔森建议“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降低 质量更高”。

2012年12月25日东方早报《中国应追求有质量和效益的经济增长》。

2013年4月中旬，英国金融时报发表社论《中国不应担心增长放缓》。

2013年4月20日在美国华盛顿出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会议期间，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表示，中国正在调整经济结构，为了改革和结构性调整，必须牺牲短期经济增长。

2013年4月27日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刊登著名“挺华派”经济学家、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摩根士丹利前亚洲区主席斯蒂芬·罗奇文章《中国经济增长减缓万岁》（该文中译文以“经济增长放缓对中国是件好事”为标题得到了广泛传播）。

2013年6月4日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中国低增长为何有利于投资者？》。

在这种舆论氛围的包围下，中国政府最重要的媒体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似乎也受到了影响，在其最重要的时段和版面，出现了类似的表述。比如：

4月28日，央视新闻联播节目开首播出专题“经济增速放缓 转型升级提速”。

6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发文《“不争GDP第一”有远见》，称江苏省“不再热衷数据与排序的虚名，更加致力于发展质量的提升与民生福祉的增进”的做法才是首选。

提高经济发展的质效，转方式与调结构，无疑是当务之急，可是，这离开高增长可以实现吗？或只有靠牺牲高增长才能实现吗？如果一种发展方式，能够做到提升质量而又不需要速度，这当然皆大欢喜，可是，现实中这种情况可能出现吗？这种将稳增长与提高经济质效、转型升级对立起来、将速度与质量割裂、对立起来的“高增长有害论”或“低增长有益论”，看似有理，其实根本站不住脚，因为不论从经验来看还是从逻辑来看，低增长有利于提高经济质效之说都不成立，相反，低增长会妨碍经济质效的提高，只有高增长才能促进转方式和调结构的顺利实现，才有利于提高经济质效。对于市场经济来说，只有“又快又好”（以及“快而更好”）与“又慢又糟”，至于“又慢又好”与“又快又糟”则根本不可能存在。

从中国的经验来看，低增长有益论缺乏根据。低增长有益论的前提是中国过去的高速增长粗放低效，这种观点尽管很有市场，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当前，中国各产业正在全面向世界先进水平冲击，有的甚至已经后来居上了，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经济质效也在快速提升，对此，详见拙文《中国的高增长并不粗放低效》，兹不赘述。想想看，刘翔跑得最快，难道刘翔反倒没有质量和效益了？难道倒数第一才有质量和效益了？难道国足比刘翔更有质量和效益？高速度=粗放低效，低增长=简约高效，这首先就与中国经验相悖。

除了“粗放低效”这一借口，还有人从相反的角度来“规劝”中国将增速降低。他们声称中国高增长太“虚”，GDP尽管规模很大，但是泡沫太多，水分太多，需要挤掉水分，而降低增长速度，实际上就是将“水分”挤掉，有益于经济的健康发展。这种观点其实也是似是而非，是不符合事实的。按目前统计，中国GDP总量虽然仅居全球第二位，刚刚超过全球第一美国的一半，但是却几乎用了全世界一半的煤炭、钢铁、铝、铜、水泥等，中国的发电量、乙烯产量、碳排放量等重要指标也相继在近两年内超过美国占据世界第一位。可见，中国GDP总量与其说有可能被高估，水分太多，还不如说更有可能被低估。跟美国——更不用说冰岛了——相比，中国第一二产业占整个经济的比重更大，水分与泡沫只会更少，货真价实的“干货”只会更多。

国际经验也不支持低增长有益论。二战之后昔日的世界工厂英国，其经济增速一直低于德国，按照低增长有益于产业升级或提高经济质量这一逻辑，英国产业竞争力应该高于德国才是，不过事实却正好相反。再看2008年以来，整个西方世界经济陷入萧条，他们的产业升级难道因此而突飞猛进了？事实依旧恰恰相反，如经济下滑最严重的经济体希腊西班牙等，丝毫看不出产业升级的迹象来。相反，经济质效最高的德国，也是西欧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

不仅西方的经验不支持“低增长能够促进产业升级”之说，东亚日台新韩四个国家与地区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经验也是如此。截止上世纪九十年代，日台新韩经历了长期高速增长，这也是其完成产业升级、进入发达国家或地区行列的时期。进入九十年代后期、尤其是二十一世纪以来，日台经济增长大幅放缓、甚至近乎停滞，韩新相对来讲继续维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一快一慢的结果是日台在全球的经济地位和产业水平都开始下滑，而韩新的经济地位与产业水平则持续提高。日台韩新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证明了高增长而非低增长才能提高经济质量、促进产业升级。

综合国内外正反两面的经验可以看出：速度与质量不可分割；长期高速增长的经济，其质量也是优异的；速度不行了，质量也不行；低增长能够促进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一说，毫无经验支持；光要质量不要速度，纯属一厢情愿。

笔者随后将从理论和逻辑的角度批驳低增长有益于提高经济质量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