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A所在的杂志社日子过得正是好时候，杂志因由A出任新主编后，两年之内销量大幅提高，A又进行了面向全市的广泛招聘，编辑力量完全换血，一批刚刚大学毕业的有才华青年成为主力编辑，而之前的老编辑，也乐得A带着一伙年轻人拚命干，他们是在编的，A们是临时编的。

那年夏天，将A请进杂志社的社长兼总编辑B，在几次开会时突然常常念叨起要进行再一次改革，还说这次改革要更彻底，打破原来的责任制，实行新的责任制，给新编辑以更大的创作空间。

这实际很合A的心思，虽来杂志社两年多，为杂志社的复兴立下汗马功劳，但陈旧的原有机制让他的人事关系至今都不能落在杂志社，而他后来招的几员得力干将，更是实质上的临时工，眼看着杂志一天比一天赚大钱，谁不想长久在这儿干呢？

B的所谓彻底改革动员，若有若无地做了一个夏天，只有口号，没有动静，A们期望的那些改革也一项没有落实，且B每一次都有理由，不是上级还没放权，就是人事部门需要申报，再就是职称问题要慢慢解决，等等等等。

说多了，A也疲劳，不当回事。

秋天第一场小雪之后，忽一日，B，招集A，以及由A直接提拔不到1年的编辑部中层开会，讨论的主题开始很散，大家嘻嘻哈哈着，不久，不知怎么回事，B就把主题引到编辑部的管理改革，让大家提意见，有什么意见尽管提，对他也行，对A也行，对此A当然不在意了，一来杂志社社长都主动要求给自己提意见，自己只是个主编有什么不可以的？

结果，想不到，这些由他一手提拨起来的新编辑，七八个人中的三四个吧，居然一起把炮口对准A，有人说他太武断，选题完全自己说了算，A说做选题就是主编负责制，没有选题的精准，就没有杂志的现在；又有人说他现在有点儿骄傲，经常表现出对其它杂志社的不屑，谁都看不上，A对这点不服，因为他根本很少与其它杂志社交流，工作忙没时间；又有人说他工资高，主编工资是普通编辑的两倍还多，A也是急脾气，很霸道地把自己的工资卡摔在桌上，说我赚的每分钱都凭良心；好像还有人说了别的，当然也有人说A的好话，不过，这毕竟是自从他当主编以来头一次听这么多人讲自己坏话，而且是在杂志在自己的手里每月发行量都在上升的时候。

发行量才是硬道理不是？

会，开了好几小时，A是个过脑就忘的人，会没开完，他就信了B说的，这只是交流一下心得，所以临了还表示，既然大家对自己有意见，自己一定要改，云云，很诚恳。

会散了没见天，B找A，说你看前几天的会，你也参加了，我觉得主要是你太累，事无巨细，管得多就失误多、得罪人多，不如咱们改革一下，A说如何改呢？B说，把编辑部分成几个小部，每个部设一个执行主编，你还是大主编，让他们对你负责，你自己挑一间独立办公室，A觉得这主意还不错，还跟B一起挑了几个小部的主编人选，过不了几天，杂志社大会宣布，A是主编，C、D、E、F做部门的执行主编，原有编辑也重新划区。

事后A想起来，那会上宣布的决定里根本没有执行主编对主编负责的说法。

之后，A就被架空了。

这就是由社会老油条B操纵的一次所谓改革，结果是架空了杂志中兴的最大功臣兼杂志实权人物A。

不久之后，郁闷的A从杂志社离了职，开始自己创业，不伺候了。

所以，A从此就落了病根，凡听到改革两个字，都会想到那又不过又是借机整人和夺权。

至少在1999年，中国社会对改革两字的这种妙处均已深谙。

直到现在，十多年后，无论是在任何场合、任何级别中再听到管理改革、体制改革之类的领导讲话，A都不屑一顾，且这十多年的事实也证明，改革，多是借机整人和夺权。

事儿还没完。

让A这十多年一直以为乐事的是，杂志社虽然在他走后坚持繁荣了1年多，大赚了不少钱，但赚的都落到了B的口袋里，那些曾经被他幕后谈话并会上向A发炮后来还当了主编的兄弟们，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B以改革名义削了A的权，老编辑又都靠边了，B终于可以每天把股票机一架，大摇大摆在拿着杂志社的钱买股票，赔了算杂志社投资失败，赚了，全进自己腰包。

最后，就是A离开杂志社两年整时，B被搂进去了，罪名是贪污和非法挪用，一判就是11年。

再后来，好好的一本算得上中国发行量最大的专业杂志，一落千丈，终于只能靠卖刊号过活，而当时在会上给A提意见，又当了执行主编的兄弟们亦只能鸟兽散。

一段东北期刊界的一段小故事就此中止了。

现在，A偶尔也会想到这段年轻时代的往事，忽然觉得自己被B的改革挤走是挺开心的事，做人若总跟王八蛋当同事，不更证明自己也是王八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