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已经历了6年的下行期，从高速增长到经济发展的新常态，2017年经济走势将如何？中国为什么会经历高位下行，下一步如何突围？

1月18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周其仁在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演讲时表示，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包括全球金融危机收缩外需，“不差钱”腐蚀企业家精神。

此外，目前全球竞争呈现“三明治”态势，发达国家有独到性优势，而印度、越南等国成本优势更明显，但中国成本优势渐失，国内体制成本却上升得太快，独到性优势缺失。

周其仁表示，中国经济下一步突围的两个方向，是改革和创新。

体制成本重新举头向上

过去30余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然而从2007年到2015年，中国经济呈下行态势，年增长率从14.2%下降为6.9%，2016年预计在6.5%。这样的高速下行，给企业和政府都带来从未遇到过的挑战，那么如何理解中国经济高位下行的原因？

周其仁表示，首先要看全球格局的变化，因为中国的高速增长是在开放中实现的。在全球化过程中，欧美等经济体出现的变化是资本稀缺程度提高。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凭借着庞大的劳动力与发达国家的技术、资本相结合，通过大量产品，制造出口赚了贸易顺差。

同时中国等国家的平均收入增长速度高于发达国家，国内市场拓展吸引了更多的资本和技术投入，本国开始积累资本、技术和研发能力。

2008年，美国出现金融危机，全球化受到冲击。对于依赖外向型经济的中国来说冲击很大。周其仁表示，从外部角度看，中国经济高位下行的原因，首先就是金融危机导致全球外需收缩，外贸出口大幅下降；其次是国内成本出现变化。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通过成本优势参与全球竞争。对这里的成本，周其仁表示，这更多指的是“制度成本”——整个经济运行当中的制度性成本。

周其仁说，中国发展的真正秘密不是原来穷，而是通过一步一步地改革，中国把原来畸高无比的制度成本曲线大幅度降下来，先从封闭变成开放，再在开放当中允许组织创新，体制改革，解放生产力，发展民营经济，通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打开世界市场，加上要素成本低廉，再加一个力量——学习曲线，成就了中国故事。

但新的问题是，成本曲线永远在变动。周其仁解释说，成本曲线降到最低点然后又上去了。任何变动边际上就会递减的，减到一定程度就起来了。

周其仁认为，国内体制成本重新在高速增长当中举头向上。他列举了一系列数据，1995~2012年，是中国最高速成长期间，名义GDP增长8.6倍，工资总额增长8.8倍，税收增长16.7倍，政府收入增长18.8倍，社保缴纳增长28.7倍，土地出让金增长64倍。

对冲体制成本上升的办法是，把成本曲线往右推，形成一条长期来看持续有竞争力的成本变动，尽可能不让它上升得快，增加竞争力。“没有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主动地发起一轮一轮的深化改革，这个成本很难降下来。”周其仁说。

下一步突围：改革和创新

2017年，中国经济要实现突围，要如何走？

周其仁表示，要突围，一条就是要坚韧不拔地推进改革。过去的经验已经证明，体制成本降，经济就会很好地发展；体制成本上升，整个国家民族就会被拖住。

对于目前改革的难度，周其仁表示，第一，过去都是危机推动改革，过不下去了才不得不改。如今即便经济下行但还是一个很大的经济体，危机没有切肤之痛。第二，过去是开放促改革，如今我们是真到了要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进行改革。而不是简单地是借鉴发达国家。第三，所有改革都会引起利益的相对变化，有人受益，有人就会受损。现在很多领域的改革触动的利益存量非常大。

“改革要解决认知问题，到底什么是整体利益、长远利益、未来利益，同时要找到不同利益和观念的结合点。”周其仁说。

这就引出第二个突围的方向，通过创新来突破全球形成新的僵局。但周其仁认为，创新不是一定会发生的，而是有条件的。

近期，周其仁在深圳调研了两个星期，看了十几家企业。他表示，深圳的创新之前是从下往上，这次也出现了从原理往下打的苗头。现在看来，上山路、下山路要打通才行。“希望深圳能像全球的创新强国一样，上山路、下山路都能打，浑然一体。”周其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