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委三届九次全委会不久前闭幕，在这个会上做出了《关于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决定》。该文件中的“三个差距”是指：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和贫富差距。重庆市委这一决定受到很多有识之士和广大群众的欢迎，但是，媒体上的评论并不很多，因为，它似乎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不吻合。当今很多“先富起来”的人，都得益于“先富起来”这项政策，他们担心，重庆提出要“缩小三个差距”，尤其是贫富差距，会不会是“杀富济贫”、剥夺富人的信号。因此，与资本密切挂钩的媒体，虽然时常把民生挂在嘴边，但对重庆的做法大多缄默不语，彷佛没有发生。

事实上，邓小平当年说“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的同时，紧接着还说：“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还说过，如果两极分化严重，改革就失败了。然而，在这几十年间，一些人只抓住邓小平的前半句话，而忽视了后面的话。这也是因为，实现前半句话对于很多人个人动力更大；后半句话如果要实现，靠的不是个人动力，而是制度安排。换句话说，大力提倡个人主义，有助于“先富起来”；大力提倡集体主义，有助于“共同富裕”。因此，当改革精英们以个人主义为重点时，“先富起来”是做到了，“共同富裕”便很难做到。

重庆市委的这个《决定》将促进农村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也作为“关爱”项目之一。有电视栏目想做一期关于这个话题的节目，邀我参与节目策划。但我发现，电视编导并不太理解中国农村大量“留守儿童”意味着什么，也难以理解重庆关爱农村留守儿童的实质是什么。虽然我可以解释，但是，由于存在对于重庆大量带有明显偏见的报道，舆论的陈见已经影响了编导们的观念，我不知道我的解释他们能接受多少。因此，在这里写点文字，专门说说这个话题。

中国的留守儿童有多少？据全国妇联的统计数据，西历2008年，中国的留守儿童约有5800万，其中14岁以下的约为4000万。不管怎么说，这个现象对于中国社会来说，都不是一件好事。那么，这个令人沮丧的现象是如何形成的？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所谓留守儿童，绝大多数都在我国西部欠发达地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简单来说就是，他们的父母都离开家乡，到东部沿海地区去打工了。那么，他们为何不把孩子一起带去，而把孩子留在西部农村，成为“留守儿童”？因为，东部沿海地区的工厂或用人单位，给这些来自内地的农民工的工资太低了。这个事实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东部沿海地区的繁荣，相当大程度上建立在来自西部地区农民工“廉价劳动力”的基础上。

按理说，东部沿海地区使用了西部劳动力，就应该给予他们相应的福利，包括住房、劳保、看病、孩子教育等。即便不直接提供，也应该使他们有相应的收入，从而能够自行在市场上解决。但是，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并没有这么做。只是给了他们很低的工资待遇，很差的福利，很多人只能住在集体宿舍。从更广泛的视角来看，东部沿海地区生产的产品，输往全世界，成为廉价的中国制造。在世界一体化的系统中，享受廉价的中国产品的西方人，都是造成中国大量“留守儿童”的原因。但这也不能完全怪西方人，当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以“廉价劳动力”为最大优势之一时，这一命运已经注定了。为了产品便宜，必须成本低，人工费是成本的一大块。压低来自西部的农民工的工资，使他们不能在城市养家，只能把孩子放在成本更低的西部农村，留守儿童就这样形成了。

因此，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来的成就，相当一部分就建筑在农民工长期低工资的基础上，5800万留守儿童就是外向型模式过度之后一个巨大的代价，也是我们说中国在世界一体化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例证。要改变它，需要两个方面的努力。一是国内。从国家全局来说，如果受益的东部地区给中央多缴税，中央再将这笔钱转付给西部地区，也算是平衡的一种方式。但中国的税收和财政上并没有这笔专门税款和转付。因此，对于东部来说，他们享受了廉价劳动力最有价值的部分，却摆脱了劳动力个人必要成本之外的养家成本。东部地区的买办、代理人，或与西方利益一致的少数人都能发财，但几十年来，从西部到东部打工的农民工很少能发财的，因为他们早就被定位了，他们只是世界经济一体化中的最大竞争优势——廉价劳动力。人与人之间的贫富差距就这样拉开了。

而维护这些劳动力的养家成本，实际上相当一部分都在西部省份那里。对于西部地区来说，最好的劳动力走了很多，最能创造财富的生力军都为“国际社会”和买办、代理人服务去了，西部地区留下大量老弱病残。虽然前往东部为“国际化”服务的壮劳力会寄钱回家，但是，感情缺失不说，他们能够寄回的钱，加上老人孩子耕种的责任田收入，大多也只能使留守老人和孩子维持一个低水平的生活状态。另外有相当大一部分，要靠西部地区的政府来支付和承担。地方利益的矛盾，使得地区差异也加大了。当然，中央政府也要求东部富裕地区要支援西部，汶川地震后的重建工作，很大一部分就是东部省市的对口援助。但这种方式一般是临时性、阶段性的。简言之，东部沿海地区给农民工提供的工资和福利并不包含他们在城市养家的成本；东部所缴纳的税收，也没有专门一项是用来给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的，因此，要解决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的生活待遇，必须从其他地方出钱。如果照顾留守儿童的费用由中央政府出，等于中央政府为了地区平衡和社会和谐，替东部付了一笔钱；如果由西部地方政府出钱，就等于西部地方政府被东部乃至外国人盘剥了一笔钱。

重庆地处西部地区的中心位置，是向东部输出廉价劳动力的重点地区之一。2011年，重庆全市的留守儿童数量约110万，他们的父母大多都到东部沿海地区谋生了。父母寄回的钱，实际上很有限，因为父母在东部的收入本来就不高，而东部的繁华使得生活成本低不了；有些夫妻到了东部地区后便离异了，一些留守儿童成了单亲的孩子，能够得到父母经济资助非常有限。因此，我们看到有一些爱心人士发起了给孩子的“免费午餐”慈善活动。这等于是把东部资本家或用人单位应该支付的成本，转嫁到社会爱心头上。虽说我们应该对“爱心人士”表达敬意，但是，这种状态是不合理的。重庆市“为缩小三大差距”做了很多事情，在留守儿童问题上，比“爱心人士”的慈善计划要大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