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幸福，古往今来、古今中外有无数种解释。关于幸福的这种众说纷纭的状态，既说明了人们对于幸福的关注，又说明了人们对于幸福的争议。人们渴望幸福，希望获得幸福，祝愿幸福永远留在身边。但是，因为对于幸福千差万别的理解，究竟如何才算幸福，人们很难有一个共同的答案。不同地区的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不同自然条件下的人，对于幸福的理解或幸福的内涵都有自己的认定。哲学家、道德家、宗教家、社会学家们皓首穷经的努力目标之一，就是给予人们一个关于幸福的解释。然而，即使是这些思想家之间，矛盾和争议也总是存在，何况普通人?

世界上没有关于幸福的同一认定。事实上，古代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有对于幸福的各自解释，例如中国人的“知足常乐”。然而，当西方文明以势不可挡的姿态席卷全球的时候，类似“知足常乐”这样的幸福原则，似乎已失去了普遍意义。追求更大的成功，追求实现人生梦想，已经替代了人们以往的生存方式。此外，西方文明又基于一种科学的、统一的理论方式，使得幸福这样的概念，也变得有统一的必要。然而，西方文明始终无法做到这一点，它徘徊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人类历史上各种关于幸福的解读之间，不知道是应该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还是改变人类历史上其他关于幸福的认知，由此，造成当今世界无数生活在现代化环境中的人们对于幸福产生迷惑，从而感觉不到幸福，不知道幸福究竟为何物。

我只把幸福当成一个很简单的原则：欲望的满足，就是幸福。这种欲望可以是最基本的生理欲望，例如饿的时候、渴的时候，有食物、有饮料，就是一种幸福。对于异性的向往也是生理欲望的一个最主要的领域，除此之外，对于生的渴望，希望摆脱死亡的宿命，也是人类最基础的生理欲望。欲望也可以再高一点层次，食物、饮料不匮乏的时候，对于食物、饮料品质的讲究，构成了另一个境界的幸福。除了生理欲望之外，精神欲望的满足，同样也是幸福的体现。例如，人们对于父母、孩子的感情，对于艺术的追求等等。每一种欲望的满足，都会给人们带来不同的幸福感。这个解释虽然简单，然而，它带来的问题却不简单。

它的问题在于：一个人究竟有多少欲望?一个人应该有多少欲望?一个人的欲望必须全部得到满足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古代社会和现代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区别。几乎全世界所有的古代文明，都不约而同地强调这样一个观点：欲望应该得到控制。然而，在观念和具体实践中，它又表现出很大的不同。古代常见的一种方式是，克制欲望，将欲望减低到最小的程度。它其实是对于幸福的一个反向理解：如果欲望很少，如果欲望很容易满足，那么幸福感就很容易来到。典型代表就是宗教。例如，西方古代的基督教，就强烈要求人们克制欲望，克制的范围包括对财富的欲望，也包括对异性的欲望，还包括对于现实社会一切事物的欲望。基督教视富人为罪恶，强制实行一夫一妻制，要求人们在现世中受苦，等到死后上了天堂才尽情享受幸福。

西方文明在推翻基督教统治后，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欲望不应该克制，满足所有的欲望就是幸福。而且，由于人的欲望层次，最容易被感受的，是人们物质层面的欲望，因此，西方文明自文艺复兴以后500多年来，基本上将满足欲望的幸福感建立在物质欲望的领域。以满足欲望来获得幸福感，道理说起来简单，但在实践中，却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如果欲望太容易被满足，幸福感便索然无味，除非更多、更频繁地满足。举个例子来说，喝牛奶不容易的时候，有牛奶喝就不错了。当牛奶铺天盖地，喝牛奶的满足感已经很弱，于是，有人认为，用牛奶洗澡更容易获得幸福感。如果欲望很不容易满足，追求欲望满足的动力则很容易变成不满和破坏力。例如，在媒体和舆论的宣传影响下，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应该享受像美国人一样的生活，有车、有房、到世界各地旅游。事实上，要让地球上每个人都满足这样的欲望，是非常困难的，于是，欲望目标已被激发的人们，当看不到欲望满足的希望时，就容易产生愤怒。

欲望与幸福的关系，还有一个独特的现象。我们在很多美国电影里经常能看到一类英雄，他们本领高强，勇敢地同恶势力斗争。恶势力往往斗不过他，但是，英雄常常受制于恶势力，使得他因为有所顾忌而不能向恶势力做最坚决的斗争。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英雄受制于恶势力，最常出现的情节就是英雄的父母被劫持或威胁，或者是英雄的孩子、女朋友，或者是其他普通人。换句话说，英雄因为有了某种无法消除的欲望，而产生了致命的弱点，结果被恶势力抓住，成为控制英雄的手段。这样的情节说明了一件事情：如果一个人的欲望被别人控制，他就很容易成为被别人操纵的棋子。从这个角度说，孙悟空的厉害在于，它没有任何欲望，没有任何可以被他人操纵的弱点，它连死亡都不存在，连求生的欲望都不需要。这应了中国的一句话，“无欲则刚”。我们这里不讨论英雄，只讨论英雄面对的这种状况对普通人的影响。

普通人在这个社会中产生的很多欲望，其实不是主动产生的，而是被刺激之后，被动产生的。而满足这些欲望，也不是个人能力能够实现的。于是，现代社会的普通人，为了自己满足欲望的幸福感，不得不求助于他人，例如，个人希望能够获得银行贷款，以便提前住上房子。然而，由于这样一个欲望的存在，个人往往就被银行控制，像好莱坞电影里的英雄那样，因为一个致命弱点而失去了自由。可怕的是，现代人被激发的欲望远不止住房子这一项，简直可以说多如牛毛。比方说，媒体上到处都是袒胸露乳、花枝招展的俊男美女，使得每个人很快就对身边的丈夫或妻子感到厌倦，追逐异性(行动追逐或头脑追逐)变成生活的常态。在诸如此类的欲望之下，现代人往往成为操控这些欲望机构的奴隶，如赛狗场上的赛狗，前头永远有一个逮不到的兔子，死命地狂奔，幸福只是得不到的诱饵，焦虑常常因此而生。

反过来，我们可以看看中国的传统。中国的传统之一叫做中庸，在欲望和幸福的关系上，中国人很好地体现了这种中庸。中国传统没有像西方宗教那样严厉要求人们克制欲望，也没有像现代西方文明一样，鼓励人们满足一切欲望。中国古代也有宗教，例如佛教，在中国古代社会，佛教塑造了将欲望降低到最小程度的典型榜样。出家人戒断一切尘世欲望，连生理欲望都降到最低，吃最简单的食物，睡最简单的床，把欲望满足停留在维持生命必要的最低水平，而将他们的幸福更多地寄托在精神欲望的满足上。然而，中国的高明在于，没有要求每个人都像出家人一样做，出家人只是一个出世的榜样，中国人很早就实行了政教分离的原则，使得宗教断绝一切欲望的做法，对于大多数人只产生间接影响，而没有像欧洲宗教那样，强迫每个人接受宗教原则。连佛教这么仁慈的宗教都会成为西藏过去农奴制的维护者，这就让我们看到，中国人从来坚持的政教分离原则，为何会成为现代社会的首要原则之一。

此外，中国的中庸还体现在对每个人欲望的克制上。中国传统很少制定强制性的标准，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而是主张一种将心比心的原则，你不希望别人这样对你，那你首先不要这样对待别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这个原则的另一种表述。这个原则的前提是，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成是相对平等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在每个人的欲望之上，放置了一个更高的道德原则：满足自己的欲望，以不伤害他人为前提。这里的“他人”首先是父母等亲人，其次是生活中的朋友、熟人，再其次是社会上的其他人。我们不能说这个办法百分之百有效，于是，中国传统还会借助法律。然而，在这样的系统中，法律处于比较靠后的位置。只有在道德失灵的情况下，法律才发生作用，因为，对于社会来说，道德的成本相对较低，法律的成本较高。反观现代西方社会，往往只用法律做出大量的规定，不允许这样，不允许那样;只可以这样，只可以那样。等到法律不管用的时候，现代人才会问：道德在哪里?所以，现代西方文明管理社会的方式，某种程度上就像是秦始皇的管理方式，以法律设置了无数的红线，但是，由于缺乏道德，触犯法律红线的人比比皆是。

中国人的中庸还体现在物质欲望满足与精神欲望满足并重的方式上。用最简单的话来描述，物质欲望满足具有排他性，这块肉我吃了，别人就吃不到了。而精神欲望的满足没有这种排他性，这首诗我读了喜欢，别人读了也可以同样喜欢。然而，中国人并没有像欧洲宗教那样，只要求人们沉浸在以上帝为中心的精神世界里，而是在一种以人文为中心的精神世界里，同样不排斥物质欲望的存在。中国古人比现代西方人高明的地方在于，中国古人认为，精神欲望的幸福感，比物质欲望满足的幸福感地位要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