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社会的道德建设是一件令人关注的大事，中国人的道德状况究竟如何？现代中国人需要怎样的道德规范？现代条件下道德建设应该如何实施？等等，都刻不容缓地摆在我们面前。最近，我在几个地方观摩了当地“道德讲堂”的探索和实践，看到许多令人欣喜的现象。在南京，我看到当地以“家”为核心，以“孝亲”为出发点来建设道德，我认为值得肯定和推广。

中国古人说，“仓廪实而知礼仪”，这是一个普遍规律。当无数人都为争一口饭吃而生存艰难时，很难要求人们有较高的道德素质。中国近代史上因各种原因曾经非常贫穷，人均收入在各国排名中几乎垫底。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数以亿计的民众摆脱了贫困，中国发生了一场令全世界惊叹的最大规模、最快速的脱贫大潮。中国人相对自己的过去，平均富裕程度提高了很多。以中国现在的发展势头，中国未来富裕程度还会提高，人均收入有望进入世界排名前50位。这一“仓廪实”的结果，是当今中国社会开始重视现时代条件下道德建设的重要历史背景。

从国家层面看，道德建设是文化的重要内容，国家富裕后要求文化自信，也是普遍规律。美国是一个历史不长的新国家，早期经历了飞速发展阶段，但美国人的素质，美国的国家形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被欧洲其他“先进”国家诟病。那时，美国货等于假货，美国人等于没文化的、粗俗的暴发户。因此，富裕起来的美国人很快也开始重视文化，例如文物保护。美国人把短暂历史中稍微有点历史价值的东西都当成文物，小心翼翼地保护起来。而那些50年、100年的东西，在其他国家并不稀奇，只有对于美国这样缺乏历史的国家才会敝帚自珍。当年美国曾经把英国一些被拆掉的老建筑整体运到美国再装配起来，以显示自己有文化。二次大战以后，日本也非常贫困。上个世界60年代，日本的经济获得高速发展。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也开始寻求文化自信。其中有些就像今天韩国一样好笑。例如，日本人曾经拍摄了一部大型电视纪录片《丝绸之路》，日本认为，古代丝绸之路的起点是东京，路经中国长安，终点是罗马。美国、日本、韩国这种缺乏文化底蕴的国家，在经济发展后，建立文化自信往往会有过头的地方，对于中国来说，也丝毫不是问题。如果我们认识到与道德建设相关的国民素质也是文化自信很重要的内容，那么，在富裕之后加快道德建设的步伐，就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共同提高，增强文化自信的必然。

现代条件下，当经济有了大发展，人们富裕水平提高，“仓廪实”了，道德建设该怎么做？这是一个大问题。现在常有人说，中国要搞道德建设，应该像西方那样推广宗教，尤其是西方的宗教。在我看来，这并不是一个好办法。首先，宗教对道德规范的确有用，但它的本质是愚民，利弊同样大。其次，当中国古代政教分离的传统被西方接受、成为当今世界潮流时，用宗教来建设道德往往成为社会管理层面的马后炮。社会管理层面靠严格的法制，当法制失效的时候，人们忍不住问一下：道德呢？因为政教分离而将道德排除在政治治理之外，现实社会管理层面的道德缺失几乎成为必然。在我看来，道德与法制的关系应该是：发自内心的道德首先发挥自我约束的作用，如果失效，才用法制。政教分离是对的，但在政教分离后，将道德完全归为宗教范围，在社会管理层面，人们首先面对的是合法与否，而非是否合乎道德，因而，合法却不合道德的事件就会频频发生。原因很简单：是否合法，后果很严重，是否合乎道德，后果无所谓。第三，自启蒙运动开始，西方部分睿智的思想家就看到古代中国不以宗教为核心而建设的世俗道德体系非常完备，因而也引起启蒙思想家的关注，并认为中国古代的这一做法可以填充西方在破除宗教愚昧后留下的道德空白。只不过由于启蒙运动后，中国被西方用非道德的武力打败，利益至上的非道德行为在西方成为主流，中国世俗道德建设的传统才被冷却，以至于中国人自己也不再相信几千年行之有效的方法，转而认为西方的方式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西方社会以前为了道德，采取政教合一的方式，使得道德能够深入到每一个社会层面。如今依然还有一些国家沿袭这种方式，一般不被世界潮流认可。但是，即便政教分离成为必然，道德建设也不应该完全龟缩到宗教领域，世俗社会的日常管理层面，道德依然应该发挥作用。这一说法并不是说宗教对于道德没有作用，而是说宗教只应该起辅助作用，而非决定性作用。如果宗教在道德问题上起决定性作用，很容易导致宗教对异端的排斥，出现对思想和灵魂的禁锢。只有让宗教对于道德只起次要的辅助性作用，才能真正保障宗教自由、信仰自由。这是中国人几千年的历史经验。事实上，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宗教自由的程度超过任何一个西方国家，这是毫无疑问的结论。西方的历史经验对于非宗教化地建设道德提供不了有效的方法，只有在中国，几千年来，世俗社会的道德建设不依靠宗教而能取得很大的成就，从而保证政教分离之后，道德依然在世俗社会发挥巨大的作用。中国传统取得世俗社会道德建设成就的关键就是以家庭为核心的孝道。

“百善孝为先”是正确的论断。按照西方二元对立的两极化思维，道德与个人主义、自私自利是对立的，不道德行为本质上都是只顾自己、不顾他人的自私行为。因此，在西方的理论和实践体系中，建设道德的极端方式是要求每个人“大公无私”，消灭自私，“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闹革命”。这样的社会实践并不成功，原因在于，自私是人的天性，不可能彻底清除。中国传统以家庭为核心的孝道之所以行之数千年，关键就在孝道认可自私。然而，在家庭环境中，这种自私却能成功地转化为无私。当我们说母爱很伟大，其实它既是无私也是自私。儿女孝敬父母，晚辈孝敬老人，同样既是无私，也是自私。因为从长时段看，今天的儿女，以后都会成为父母，今天的晚辈，有朝一日都会成为长辈。所以，中国传统以家庭为核心的孝亲文化，是在肯定每个人自私的基础上，以最天然、最自然、成本最低的方式，在自私的基因上培养爱新和无私。孝道使得家庭成为将自私转化为无私和爱心的最佳孵化器。再配合“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已所不欲，勿施他人”，“人皆有恻隐之心”等普遍原则，便能将家庭内部培养的爱心和无私，以无数同心圆交叉的方式，逐步传递到全社会。

以家庭为核心，通过孝道将自私转化为爱心与无私，是中国人最伟大的社会创造之一，所以才会有“百善孝为先”一说。它不需要宗教来教导和规范人们必须听谁的话，必须怎么做，只需要遵从自己的内心，因而使人不必在神面前俯首帖耳、放弃尊严。中国古人说，男儿膝下有黄金，一跪天地，二跪父母，这是怎样的豪迈？又是怎样的谦恭？人皆有父母，将心比心，爱心与无私便能从家庭到社会，再到国家，道德体系便能以最低成本、最高效率的方式在全社会形成。南京市建设道德从家庭开始，以孝亲为核心，也就容易较快取得成效。身边人的每一个孝亲故事，能轻易打动聆听者内心最柔软的地方。很多人在道德讲堂上聆听了别人的孝亲故事，忍不住流泪，立即反省自己，当即决定改变自己某些过去自以为是或未加注意的言行，从关爱自己的父母、儿女开始培养爱心和无私。这种方式使得爱心与无私不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有了一个强大的生长点，爱心与无私能够源源不断地产生。从自己到家庭再到社会，逐步扩大，道德建设便有了坚实的基础。

目前，这种方式在南京的不少机关、企业推广，因为它同样适合构建企业文化。改革开放之初，国内曾经探讨过两种企业管理模式，一是日本的大家庭式，二是美国的高效率方式。前者是把员工当家人一样终生负责。由于负担重，效率不高，让位给了美国的管理方式，即，企业在效益不佳时可以大批裁员。换句话说，美国的管理方式将企业效益放在首位，而忽视企业的社会责任。这两种方式的利弊此处不讨论。结合中国的现实，我认为，国有企业很难采取美国的管理方式，即，当效益出现波动便轻易大批裁员。因此，利用孝亲传统构建企业文化，形成企业大家庭的氛围，社会责任和经济效益兼顾，通过道德讲堂这种方式，有望形成和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理论和方式，这也可以看成是道德讲堂从小家庭扩展到大家庭的一个成果。

我认为，道德讲堂的方式还应深入到基层，深入到每个家庭。在南京期间，正好发生了两个年幼的孩子在家中饿死的悲剧。人们讨论这一悲剧发生的原因，例如父亲坐牢，母亲吸毒且抛弃孩子离家，社区对此特殊家庭关心不够等。我认为这个悲剧还有一个深层原因便是孝亲文化被某些人轻视，冷冰冰的个人主义和法律职责代替了无私关爱。如果孝亲文化能够深入人心，重新回到每一个中国家庭，我相信这样的悲剧不会发生。例如，在贵州曾经发生过一件类似的事情，父母丢下两个孩子不知所踪，当时，这个家庭有一个年轻的小保姆。从法律义务上说，孩子的父母不在了，没人给她付工资了，她也可以一走了之。但这个小保姆没有走，她靠自己打工挣钱，养活两个别人的孩子。也许有人说她是想等到孩子父母回来，可以拿到应有的报酬。但是，我听说这个故事时，这个小保姆已经把两个孩子养到上学，耽误了自己的结婚。比较之下，南京与贵州的类似事情，结果却是天壤之别。而贵州的那个小保姆文化程度并不高，她不过是在较为传统、“落后”的家庭中，通过自己的父母，接受了被现代某些人视为“落后”的传统孝亲观念。古人说“礼失求诸于野”，真不谬也。由此也带来针对道德讲堂的另一个问题。我希望，道德讲堂在树立正面形象时，还可以批评负面现象，有破有立，才能使人们明辨是非，形成全面的道德规范，在面对不同现实难题时，做出自己正确的选择。“百善孝为先”，美好和谐的家庭，是培养爱心的温床，“家和万事兴”，是将爱心从家庭扩展到社会的正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