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很多地方都陷入高温炎热的时候，前几天去了一趟大庆，观摩了那里的“道德讲堂”活动开展情况。东北的气温要比南方凉爽，大庆之行却让我感受到热血沸腾。原因之一是，从小就听说王铁人的事迹，终于来到铁人王进喜奋战过的地方。大庆市容虽早已不是王进喜时代那种艰苦朴素的简陋，但一草一木、一言一行间，依然能看到铁人留下的印记，他的精神在这里永存。此外，大庆的“道德讲堂”建设，也像铁人精神一样，在我看来，抓住了道德建设的核心。

在大庆期间，一共观摩了四处“道德讲堂”，一是法院，二是医药企业，三是学校，四是社区。社区里参加“道德讲堂”的多为老年人。这可能是我去的时间属上班时间，年轻人要工作。此外，当地领导说，中青年的道德养成还有其他方式，例如各个单位、行业的“道德讲堂”。对此我表示理解，但我还是希望，年轻人能多与老人在一起，共同推进道德建设，因为孝亲、尊老等传统道德应该在亲密的互动中建立。单位里的道德建设与尊老爱幼等道德观念不能等同。

学校的“道德讲堂”由于正是放假时间，没有看到具体活动，只是听学校领导介绍。我认为该学校的做法不错，即，把“道德讲堂”与学生的德育课结合起来，还邀请家长共同参加。据校领导说，颇受学生和家长的欢迎。我希望，学校的道德建设不要只针对学生，还应特别重视教师队伍的道德建设，教师如果德行不彰，很难在学生那里收获好的道德成果。

我观摩的医药企业的“道德讲堂”是药品销售企业。单从企业来说，我始终认为，“道德讲堂”的方式有助于建设企业文化，对企业管理、企业形象都有好处，因此，也比较容易获得企业的支持。当然，医药企业更特殊，在治病救人上，更需要较高的道德素养。同时，不光是医药企业，医院、医护人员同样应该更加注重道德建设。由于时间关系，这次没能观摩大庆医院系统的“道德讲堂”，多少有点遗憾，但从大庆法院系统的“道德讲堂”我看到了这种努力。

我认为，道德建设应该从社会上层开始。官员与老百姓相比，官员的道德建设比老百姓更重要。大庆的一位领导说：“百姓坏，坏一点；官员坏，坏一片。”我想，这一说法已经体现了当地领导对于官员道德建设的重视。事实上，大庆因为有牢不可破的“铁人精神”，在官员道德建设方面，有强大的标杆、参照和激励作用，因此，弘扬“铁人精神”，有助于大庆各级官员对于自身道德修养的塑造和追求。在参观了“铁人王进喜纪念馆”后，我更坚信这一点。

在官员与民众这层关系外，我还始终认为，有三个重要的职业领域，尤其需要高尚的道德：一是教师，二是医生，三是法官。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百年大计。教育不只是传授知识，同样是培养人的道德品质的重要方式。如果教育只以传授知识为重，甚至把传授知识变成教师发财的手段，这对社会具有严重的不良影响。如果只重视传授知识的教师还是道德品质败坏的人，对于社会的危害尤其巨大。医生也同样。在医药专业知识上，绝大多数普通人与医护人员有相当大的差距。人们找医生看病，既是求助于医生的专业知识，也是对医生道德品质的信任。如果医生道德素养不够，很容易把别人的信任变成操控病人的手段。利用这种权威和信任黑心赚钱已不应该，当面对重大生死问题，医护人员如果缺乏道德，就是对人性和生命的严重践踏。法院是处理各种大小纠纷的地方。人们有纠纷，大都是因为各自的私心私利，寻找法院本质上就是寻找公正，因此法官一定程度上就代表了社会公正，或者说是社会公平正义的体现。如果法官也私心膨胀、缺乏道德，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将难以保障。

就官民关系来说，对于官员的道德要求应该比普通人更高。就社会职业来说，对于教师、医生、法官的道德要求比其他职业更高，有人甚至将其称为社会道德的基石或最后底线，不是没有道理。我在很多地方观摩过“道德讲堂”，医院、学校的“道德讲堂”都见过。但是，法院的“道德讲堂”的确是在大庆第一次看到。而且，我认为最重要的三个职业的道德建设，在大庆全了。不管当地领导的这一安排是有意还是无意，都体现了大庆市在道德建设上紧紧抓住了重点核心。尤其是最近上海几名法官嫖娼事件闹得沸沸扬扬，人们对整个司法系统都产生怀疑，大庆法院系统以“道德讲堂”为手段之一的道德建设，使我们还不至于对中国的整个司法感到绝望。

我在与法官们座谈时说，法官的道德建设，除了可以借助现代的各种理论和思想资源外，还可以借鉴中国古代的很多思想和做法。我讲了一个我亲身经历过的一件事情。十多年前，我曾经采访石家庄市当时的纪委书记姜瑞峰。他的事迹曾经被排成电视连续剧，号称“现代包公”。但是，当年法学界却在大力批判包公的“人治”，反对“包青天”，主张“法治”。因此，姜瑞峰后来并没有被大力宣传。姜瑞峰在任时，给自己定了一条很简单的规定：绝不到饭店吃饭。这个规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各种“请吃”、各种人情。为了这个规矩，姜瑞峰连领导的面子也不给，多年以来，全家人没有一起在饭店吃过饭。前几年，姜瑞峰去世了。这样一位好官员、好法官，因为被某些受西方思想影响的学者认定体现了“落后的青天意识”、是“人治”，而没有得到应有的肯定。我告诉在场的各位法官，在今天看来，“绝不到饭店吃饭”只是姜瑞峰的自我规定，但在中国古代，这是对法官或具有法官性质官员的硬性规定。某种程度上说，被百姓誉为“现代包公”的姜瑞峰，自觉地继承了中国的优秀传统。而这样的优秀传统，正在被受西方教育、西方法律思想影响的法学界学者们贬低和破坏。我希望大庆市的法官们能够将“司法为民”这一中国传统，也是中国共产党早年形成的司法传统继承下去、并发扬光大。要做到这一点，就必然要求法官具有高尚的道德。为了维护这种道德，除了内心自我要求，外部强化也同样需要。

因此，我虽然不主张对于普通民众推行强化道德的外在仪式，但我非常希望官员、教师、医生、法官能够出现或形成强化道德的仪式。中国是礼仪之邦，礼仪的目的之一就是用外部强化的方式，在日常生活中提醒和规范人们起码的道德。对于官员、教师、医生、法官来说，这种礼仪或仪式应该比普通人更隆重、更庄重、更固定化。大庆铁人精神的核心之一就是敢想敢干。因此，我特别希望大庆在精英群体的道德建设方面，为全国做出新的尝试，成为新的榜样。

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意思是说，社会上层的道德像风，社会下层的道德像草，草总是随风而倒。所以，如果官员、教师、医生、法官这类社会上层的群体丧失道德，社会下层的道德状况就可想而知。这句话某种程度上也等于“上梁不正下梁歪”。真正有效地建设道德，要从社会上层或者说从精英人群开始。教师、医生、法官、官员，不管怎么说，都是比常人更多接受教育的群体，都是与人打交道，因而也是体现和维护社会道德的重要支柱。大庆市将道德建设的重点放在这些人群身上，我认为，长此以往，一定能获得收效，并且一定能对全社会的道德建设产生积极而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