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0日教师节，到曲阜参加活动，主题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十多年前来过济宁，曲阜的孔子故里、邹城的孟子故里都曾参观游览过。这次虽然只在曲阜，但感觉仿佛是第一次来，有很多新感受。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在全球日益受到重视。在当今中国，随着国家领导人的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目标中发挥作用，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已不用多重复，更加需要的是如何落实。我从三个方面说一下本人对此的认识。

首先，需要加强理论研究。

《易经》有言：“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简单说，道就是道理，器就是具体形态。两者的关系中，道属于更高的层次。因此，要让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今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发挥更重要德作用，“道”的问题非常重要。要认清这个道，就必须先解决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例如西方很多著名的学者都将中国的儒学称为“儒教”，有些中国人也接受了这个观点。前几年我去河北正定的文庙参加祭孔活动，发现当地组建了“儒教研究会”。我问：中国人从来都认为“学”的地位比“教”要高，连佛教进入中国后，都愿意称自己为“佛学”，儒学为何自降身份称为“儒教”？与当地领导简单交流后，发现双方都无法在短时间里说服对方，那次我还不巧严重感冒，也就懒得再多说。今天把我当时没说的意思简单说一点。

欧洲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后，确立了“政教分离”的原则，这个原则在新兴的美国用“宪法”得以明确，成为现代文明国家的基本原则、普遍原则。西方人总是有一种倾向，即，将现代社会文明原则的首创都看成是西方人的专利。但事实上，中国是全世界第一个确立和奉行“政教分离”原则的国家。因此，为了不让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文明中抢了头功，为了避免西方的政治教科书不得不承认“政教分离”原则是向中国古人学习的成果，于是，一些西方学者就一定要把中国的儒学定义为“儒教”，由此证明中国2000多年间一直是政教合一的国家，从而论证是西方人确立了现代文明“政教分离”的普世原则，由此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人类、对于现代文明的贡献。

中国把儒学视为“儒教”很晚才发生。清朝灭亡后，中国有一段时间欲行“君主立宪”，其中，“孔教入宪”是当时较有市场的观点，比较著名的是康有为，试图将儒学变成“儒教”、“孔教”或“礼教”，并设立为“国教”。这一主张在袁世凯复辟、张勋复辟过程中都出现并一定程度上体现，只是都不长命。“五四运动”的批判对象之一便是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的这个构想，因此物极必反、矫枉过正地提出“打倒孔家店”。虽然我认为这个口号过激了，但并不等于把儒学变成“儒教”就是正确的。后来，伪满洲国建立，也将“孔教”视为“国教”。如果我们今天还提倡“儒教”，那么，我们该怎样面对与之针锋相对的陈独秀等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

然而，否定儒学为“儒教”，并不等于否定儒学的价值，儒家思想的确有它强大的合理性，所以才会在今天也依然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只是在理论上我们应该深入研究：儒学为何不是宗教？“政教合一”的弊端究竟在那里？中国古人首先奉行的“政教分离”原则为何会成为现代文明社会的普遍原则？儒学与其他任何宗教相比较，其优越性究竟何在？当然，这只是在用中国传统文化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我们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之一，还有其他一些理论问题也亟需深入研究和解决。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刘少奇曾著有《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其中借鉴了不少儒家的观点。那么，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与毛泽东思想是怎样的关系？再进一步说，当我们要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思潮，那么，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又是怎样的关系？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体系又是怎样的关系？这都是必须开展的理论研究。不仅如此，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即平等、自由、民主等概念是怎样的关系，同样是非常重要的理论研究课题。我们不可能把中国传统文化当成一套自我封闭的话语体系，只在自己的地盘上自说自话、自言自语。这些理论问题不解决，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资源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努力，很可能会流于表面。

其次，要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实功能。

中国传统文化并不只是儒学，由于这次是到曲阜的孔子故里，因此，这部分内容主要针对儒家思想。我完全能够理解强调儒学是“儒教”的某些中国人的背后思考。这种思考在今天已经显示出了现实针对性，体现出他们当年的深谋远虑或者说深层的担忧。当今中国有一种论调，认为中国人缺乏道德，这种论调进一步参照西方社会的现实，指出中国社会的道德滑坡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中国人没有宗教。这种论调的滑稽在于，一方面西方人说儒学是儒教，以否定中国最早实行“政教分离”；另一方面又对比西方宗教的现实说中国没有宗教，所以中国人缺乏道德。事实上，对于中国传统的很多方面，西方理论经常这样自相矛盾。这种理论在今天的中国出现，其根本目的之一是以信仰自由的名义，在中国大力推广西方宗教。公开的宗教组织、地下教会如今在中国发展迅速。有媒体曾经报道，当今中国各类基督教徒已达7000万，大有追上中共党员数量的趋势。不管这个数字的真实性究竟如何，各种外国宗教势力在当今中国的快速发展，的确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所以我才说，当年提出“孔教”概念的某些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确有相当准确的预见性。但在我看来，他们的预见虽然有现实意义，但他们将儒学变成“儒教”的应对方式并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