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占中”事件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各种评论分析充斥各种媒体。有人忧心忡忡，有人幸灾乐祸，有人义愤填膺，有人静观发展。我认为，“占中”本身是一回事，香港是另一回事，两者既有关联，也有区别。不管“占中”如何收尾，香港对于中国将是一个长期问题。香港几乎没有任何军事价值，当年英国殖民者占据香港，中国于1997年收回香港主权，都不是因为其军事价值。香港有一定的经济价值，这是很多讨论香港及“占中”事件的着眼点。
一、香港的经济价值降低
香港这个弹丸之地的经济价值很特殊，它原先是一个小渔村，谈不上什么经济价值。香港的经济价值是英国殖民者通过鸦片战争将其占据后才形成的，并不是香港本身有多重要。香港的经济价值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割让香港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这个阶段，香港成为英国在中国攫取利益的前哨堡垒，成为财富流出中国的水龙头。因此，香港的经济价值在其被割让之后形成，几乎完全基于它在中西方之间的特殊位置，成为东西方之间被西方强加给中国的一个重要节点，没有中西方的特殊关系，便没有香港的经济价值。
香港经济价值的第二个阶段从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97年。在这个阶段早期，由于冷战的形成，香港成为中国大陆与外部世界联系的一个重要通道。但这里有一个微妙的变化。如果说1949年以前香港的特殊地位是英国人强加给中国的，那么，1949年以后则是双方都希望保留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那时候完全有能力解放香港、澳门，但毛泽东、周恩来决定暂不收回港澳主权，是在冷战局面下中国遭到全面封锁时故意留了一个与外部沟通、交往的小门。中国大陆定期给香港供应蔬菜、副食品等民众基本生活物资也始于那个阶段。在这一阶段后期，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香港成为沟通内外的重要枢纽，原先的小门变成大门。技术、资金、人才等，从香港源源不断流入内地，大大促进了改革开放的进程，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领导人当年暂不收回香港的决定给改革开放带来巨大的红利，使改革开放有一个稳健的起步和一个可预见的参照。当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还心存疑虑的时候，香港由于地利之便和同胞情谊，沟通熟悉非常便利，第一个特区顺理成章地设在香港旁边，成为改革开放的最前沿。
香港的经济价值从1997年起进入第三个阶段。事实上，1997年收回香港主权也是毛泽东身前的安排。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中英由半建交状态升级为正式建交。1974年，毛泽东主席在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时说：“1997年我们要收回香港了”。希思代表英国保证：“1997年香港会有一个平稳的交接”。毛泽东又说：“不过到那时我们(手指了一下身边的周恩来)就不在了，是他们(指在座的邓小平等)的事情了”。这一重大历史决定伴随着香港存在价值的改变，充分显示出毛泽东的高度预见性。如果说香港自割让以后的经济价值完全是因为历史上的特殊政治原因，使得它在中国大陆与外界交往方面具有难以替代的地位，那么，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如今，世界和中国的交往渠道极为丰富。通俗点说，墙都拆了，门还有什么价值?最多有一点历史纪念意义。这也是1997年中国收回香港主权的重要背景：香港在中国与外界的交往中，不再具有特殊地位。香港对于西方和中国的经济价值大为降低，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也是未来趋势。当今香港问题就处于这一历史背景的巨大变迁之下。
香港军事价值的缺乏和经济价值的降低，导致人们对于香港的认识、判断形成各种意见和情绪，在“占中”事件中得到充分体现。有的希望维持过去的经济地位，甚至依然带着背靠洋人、做洋人买办的旧梦，对洋人的谦卑与对大陆的傲慢并存。这种情绪以“占中”支持者为主。有的依然希望保持过去经济地位，但已明确意识到再靠洋人是不可能了，只能更多地靠中国大陆，这种情绪以香港本地“占中”反对者为主。反对“占中”的香港本地民众认为“占中”影响了他们的生计，相当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占中”影响了他们与大陆同胞以旅游、购物为主的商业关联。有的认为香港已经没什么经济价值，面对某些香港人长期形成的对于洋人和对于同胞截然相反的态度，这种观点认为，让它胡闹，越闹越惨，大陆不再帮它，看它在自找苦吃后能不能明白事理，能不能看清自己究竟端着谁的碗。这种情绪以大陆反对“占中”的民众为主。但是，我们仅仅从经济价值的角度考虑香港问题是不够的，香港问题还必须考虑话语权问题，或者说政治问题。虽然香港的经济价值下降了，但香港的话语权价值、政治价值并没有下降，甚至还有提升。香港的价值应该放在话语权价值、政治价值下统筹考虑。
二、香港的政治价值成为焦点
“占中”导致十一黄金周期间大陆游客大量减少，商场空空如也，反对“占中”的香港民众认为他们的生计受到重大影响，甚至为此起诉“占中”策划组织者，要求经济赔偿，这是出于经济的考虑。但是，“占中”策划组织者认为大陆“蝗虫”不来了，是他们“民主”的胜利，这是非经济的视角，完全是政治考虑。部分中国民众认为大陆游客不去香港，让香港因傲慢而自食其果，同样是出于政治考虑。这两种现象放在一起很有意思。按某些香港人的看法，大陆人不来香港就是他们政治上的胜利;按某些大陆民众的看法，既然你不要我去，那我就不去，大陆游客不去香港就是大陆由经济而希望导致香港政治改变的较量。这两种截然不同又殊途同归的看法体现了两种不同的政治标准。事实上，香港近年来关于奶粉、小孩当街撒尿、地铁吃东西、教科书等等问题，都是非经济的政治视角。香港的这些政治判断明显带有民粹化倾向，为了政治价值的实现，不惜牺牲经济利益。大陆方面如果不考虑政治，只考虑经济，这些问题无法解决。然而，单方面考虑政治，不将政治与经济联系在一起，也是不可取的。由于大陆与香港在政治上的不同取向，再加上经济问题，使得当今的香港问题变得比较复杂。
“占中”成为敏感的政治问题，一个主要原因是国外势力的插手，外国政治的介入。西方某些国家和政客在背后操纵香港政治，利用香港的政治问题试图达到他们的目的，在“占中”事件中已经日益清晰地呈现。这其实是一场话语权的战争。国外媒体将其命名为“雨伞革命”，实际上就是将其看成是“颜色革命”。颜色革命与西方历史上用武力侵占殖民地相比，只是手段的不同，本质上一样。从“落后就要挨打”的赤裸裸野蛮，变成“落后就要挨骂”，稍微体现了一点文明的进步。以言论自由、宪政人权的名义，把一个西方不喜欢的政府骂下台，改成一个西方能够接受的政府。即便像在乌克兰那样使用武力，也是暗中行事，包裹着伪装。在颜色革命中，西方挑动别人动用武力，自己不用直接出兵，只管装作没事人，仿佛客观公正地公开批评指责，巧舌如簧地引导舆论，利用不明真相的民众达到西方的目的。
有一个轨迹非常清晰：当年西方用武力侵占殖民地，是由他自己亲自废除某个不喜欢的政权，直接进行统治。但这种野蛮做法已遭到世界舆论谴责，不符合西方自我标榜的“高大全”形象，如果继续使用，在话语权战争中，西方会脸面无光，自己成为挨骂的对象。伊拉克战争是一个过渡阶段的尾声，它的本质是，西方用武力推翻一个自己不喜欢的别国政权，扶持一个自己需要的傀儡政府，以避免自己遭受“新殖民者”的骂名。但是，伊拉克战争毕竟成本太高，西方不喜欢的政权又日益增多，在此之后出现的颜色革命便成为西方的一大创新。颜色革命不需要西方动用军队，只要操纵舆论，利用“骂人”的技巧，假借“民主”的名义改变一个西方不喜欢的政府，并且已有多个“成功”的案例。颜色革命对于西方来说，实在是一个事半功倍的重大发明和成熟经验。由于在中国发动颜色革命的企图屡次不成功，香港因此成为针对中国推动颜色革命新的导火索。颜色革命既是政治也有经济意图，其目的都是有利于西方。然而，即便在西方推动颜色革命成功的地方，从可见的案例来看，它自身未必会因为颜色革命而改变经济落后、实现繁荣。从本质上说，颜色革命不过是制造殖民地的新手段，殖民地的命运在历史上清晰可见，不用多言。
应该承认，除了外部原因，香港问题的出现也有内部原因。香港经济价值下降的过程中，财富分配的不合理没有得到及时纠正，财富日益集中在香港少数人手中，普通香港民众经济改善的前景变得模糊。虽然大陆给了香港不少经济方面的优惠政策，但由于坚持“港人治港”的原则，大陆对于香港社会经济的影响只能是间接的。大陆政府对于香港民众的影响力大都集中在香港社会的上层，与香港底层民众之间有一定的隔膜。加上香港媒体被一些反对中国大陆政权的势力操纵，部分香港普通民众因而对大陆产生不满情绪，成为“占中”事件的群众基础。由此我们也能看到，经济问题从来不是单纯的，它总是与政治联系在一起。
三、香港的政治影响面
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所谓“名正言顺”意味着政治问题在相当大程度上就是话语权问题，当今香港也同样。从被割让到回归，香港的价值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如今，香港对于中国最重要的价值就是话语权价值。中国在世界话语权领域长期被动，本届中国政府虽然显示出力图扭转这一被动局面的强大诉求，但要真正扭转，绝非一朝一夕便能解决。香港的话语权价值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
首先，中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而且一直蒸蒸日上。对于这一点，西方社会很多人始终耿耿于怀，因为它似乎预示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一场竞争。虽然当今中国也吸收了不少资本主义的有益成分，但是，究竟是以中国为主还是以西方资本主义的指挥棒为主，这已成为一场社会实践和话语权的“战争”。西方很担心自己在这场话语权战争中彻底失败，于是，香港就成为这一话语权战争中的一个重要战役或战场：如果香港在经济上迅速衰败，西方世界便等于在话语权战争中拿下了一个重要的阵地，甚至可能使香港成为他们持续得分的“铁票仓”，就像伊拉克成为他们持续失分的溃疡。我们所面对的现实是，当今世界的话语权制高点、话语权工具大都在西方世界手中，因此，对于他们不利的“伊拉克溃疡”，他们有能力竭力向全世界掩盖;对于他们有利的——假设香港成为中国的长久之痛——他们会不遗余力地大肆张扬。由此，中国争夺世界话语权雄心壮志便会遭到西方的有效阻击。
其次，中西方的话语权战争在香港还涉及到中国自身一个非常微妙的问题，即“一国两制”。它不仅涉及香港，还涉及澳门和台湾。之所以说“微妙”，因为它有不确定的变量。例如，“一国两制”允许香港实行与大陆不同的资本主义制度，因此，一旦香港迅速衰败，某些大陆人士站在比较僵硬的角度可以说，那是香港资本主义自治的失败，如果香港等地采取与大陆同样的制度，与大陆完全融为一体，就不会失败，而会继续欣欣向荣。但是，站在资本主义角度，它同样可以说“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行的不彻底，资本主义最根本的原则，例如“真普选”，在香港没有得到贯彻。事实上，这个声音已经成为这次“占中”事件的核心。因此，在西方社会强大的话语权系统运作下，香港的衰败仍将成为中国失败的证明。在中西方话语权争夺和较量中，香港如果迅速衰败，不管真实原因是什么，都将成为中国失败的证明。所以，中国可以接受香港的重要性不再像以前那样显著，但不会接受香港地位的一落千丈。
第三，本届政府鲜明地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它具有丰富的内涵，其中之一便是国家统一。虽然统一的目标是指台湾，但香港的兴衰枯荣对于统一台湾会产生重大的影响。中国中央政府对于台湾同样给出“一国两制”的承诺，具体形式上可能还会与香港不完全一样。因此，在香港的“一国两制”能否取得令人信服、接受的结果，一方面会影响统一台湾的进程，另一方面也会对未来在台湾如何调整“一国两制”的措施提供有益的借鉴。在香港实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结果，其实就是为“一国两制”的正名。只有“一国两制”通过香港的实践名正言顺，台湾统一才能“事成”。由此可见香港的话语权价值不容低估。
第四，中国政府早就提出实现农业、工业、国防、科技的“四个现代化”，中共十八大后又提出要实现第五个现代化，即国家治理现代化。国家治理既包括基层治理也包含顶层制度。如何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这是一个崭新的课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有人曾经提出继经济特区后，在中国设立政治特区，为政治体制改革提供先行的探索。事实上，在香港的“一国两制”一定程度上就可以看成是“政治特区”。在国家主权不容挑战的前提下，香港的“一国两制”可以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实践和探索，哪怕某些实践和探索不成功，也可以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教训，反面教材的意义同样重要。西方政治制度能否照搬进中国?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应该怎么做?对此我们要有一个开放的心态，在以我为主的前提下，观察、分析各国的具体做法，结合中国的现实，在香港做一些尝试，汲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对于中国是有益的。从更长远的角度说，“一国两制”不可能永远持续，最终要变得一致，“五十年不变”已经预示了这个结果。五十年后，“一国两制”是二者取其一，还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适当地融合?需要我们在实践中给出答案。这个实践同样关系到统一台湾。
第五，“一国两制”的实践允许探索、允许尝试，当然还应该有一个前提，即保持香港社会的繁荣稳定，这是任何一种社会实践的根本要求。换而言之，凡有利于香港繁荣稳定的政治方式都不排斥，甚至可以借鉴;凡不利于香港繁荣稳定的政治方式都应摒弃，汲取反面教训。毕竟，香港七百多万民众也是中国人，他们的民生像每一个中国人一样不能被忽视。如果香港的政治实践出现严重失误，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话语权战争的较量是一个方面，香港民众如果陷入不必要的疾苦，也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这就需要中央政府对于香港“一国两制”的实践既放手、放权，又要及时加以调整、纠偏。这会成为未来相当长时间内香港政策的常态。
四、香港的未来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世上没有不变的事物，香港从分离到回归，背后既是经济也是政治，香港政治的变迁会持续。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中国在上升，西方在下降。这个事实对中国有利，同样应该把它变成对香港有利。这个历史变迁的大背景会深刻地影响香港的未来走向，时间站在中国这边。当年的分离使得香港成为“游子”，回归之后，香港如何同大陆融合到一起，既是对一段历史的总结，也是中西方互相交融、互相改变过程的凝练。当年香港分离的时候，中国在话语权领域就是绝对落后，西方就是绝对先进。如今，中国正在改变这一状况，未来必将改变，未来中国必将获得话语权的主动。不论对于大陆还是对于香港、台湾，都应该做好接受这一改变的准备，并以开放的心态迎接这一改变。
中国在世界上政治、经济地位的不断提高，使得香港曾经因特殊历史地位而获得的经济价值不可避免地降低。香港回归的时间还不算很长，为了维持香港的繁荣，不得不靠大陆各种方式的输血。有些大陆民众为此感到忿忿不平，面对“占中”的胡闹，很多人认为香港人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的白眼狼，进而主张让香港自生自灭，大陆不再提供特殊支持。这种观点的心情可以理解，但不能依此心情草率行事。香港变成“臭港”，对于当今中国是不利的，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是不利的。但是，我们同样应该看到，一味迁就香港对于中国同样是不利的。如果香港始终处于“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局面，这并不合理。对于全中国民众来说，始终拥有特殊地位的香港实际上是一种不公平。香港需要逐步去除它的特殊性，尽早结束回归初期调整阶段必要的输血，尽快融入中国社会整体经济，结合自身特点找到与中国经济能够产生高度互补的领域，并形成相关产业。对此可以参照当年的上海。
1842年的《南京条约》既割让了香港，也使清政府被迫开放五个港口城市，其中就有上海。当时上海只是松江府管辖的一个县。1845年清政府与英国签署了《上海租地章程》，上海英租界正式设立。此后上海又设立了美租界、法租界，美租界与英租界后来合并成为公共租界，因此，上海曾经也是殖民地色彩非常明显的城市。上海租界的性质以及它依托中国最富裕的长三角地区的地理位置，使得上海在1949年以前的重要性及地位超过香港。上海租界被称为“国中之国”，可以看成是清政府被动地接受“一国两制”。当今香港人的心态，在一定程度上与当年上海人的心态非常类似。例如，上海租界后来虽然政治上结束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特殊地位，但在较长时间里依然保持着做洋买办的傲慢。然而，中国收回上海租界后，并没有继续实行“一国两制”。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即便面对西方世界的严密封锁以及国民党和海外势力暗中煽动，上海并没有长时间成为新中国的麻烦，反而继续在中国整体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香港历史地位的凸显，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当年上海滩的洋买办们纷纷移居香港。将上海与香港作比较，我们可以看到，上海之所以在今天依然拥有难以撼动的地位，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上海较快改变了殖民地心态，清除了殖民地残余，借助自己的优势，很快与中国的整体经济形成融合，成为中国整体经济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换句话说，上海结束了租界历史后，较快摆脱了“外人”心态，与整个中国融为一体。此后的上海人或多或少还有看不起周边地区“乡下人”的心态，但这种“排外”已不明显，经常成为戏谑的对象。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间，这种心态甚至被颠倒，周边地区的“外地人”时常流露出“上海人有啥了不起”的反超，上海人也只能接受。如今，上海与外地人的心态差异已经平和很多，与中国其他地方没什么差别，但上海的重要性依然如故，这个局面完全可以成为香港的借鉴对象。
虽然香港的经济地位不可避免地下降，但应该说香港还是有一定优势的。因此，对于香港来说，尽快摆脱殖民地时代形成的“外人”心态非常重要，大陆不把香港人当外人，香港也应该不把自己当外人，更不要被真正的外人利用。香港人应该清楚地意识到，殖民地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再也不可能重来。香港融入中国是必然的趋势和结果，只有在这一融入过程中发挥自身已有的优势，香港才可能在中国整体经济乃至于在世界上保持自己应有的地位。如果香港长期处于对殖民地时代的怀旧情绪中，将会导致香港思维的僵化，增加改变心态、改变思维的难度，拖延改变的过程，甚至可能错过与蓬勃发展的中国相融合的大好时机和历史机遇。“一国两制”以及“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不应该成为香港及香港人改变心态、改变思维的借口和障碍。香港的未来只有真正成为中国整体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才会有光明的前景。这一光明前景的实现，既需要中央政府的扶持，也需要香港及香港人自身的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