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只要走出欧洲和北美，到处都有中国模式给人带来的触动：几乎中国周边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都在研究和学习中国的经验，非洲很多国家和古巴等拉美国家也在关注中国的经验，西方有识之士也开始认真研究中国的政治软实力。中国的政治软实力是中国成功崛起的关键。我前面已经提到，中国的软实力不能仅仅是太极拳、中华美食、写意画、书法、孔子学院等等，同样重要的，甚至更重要的是中国话语、政治价值观、治理模式等等，而且这种软实力，不仅对于解决中国的问题，而且对于解决世界的问题都要有一定的影响力。

中国模式的相对成功带来的不仅是中国的崛起，而且是一种新的思维、新的话语、新的范式变化、一种现有的西方理论和话语还无法诠释的新认知。有人说，中国已经解决了“挨打”的问题，现在要解决“挨骂”的问题。实际上，西方对中国的“骂”，背后透露出的是对中国软实力崛起的担心和疑虑，因为随着中国的软、硬实力的崛起，中国话语有可能成为终结西方话语霸权的重要力量。如果说世界已进入了“后美国时代”，那么世界实际上也已进入了“后美国话语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中国话语将具有举足轻重的分量。作为中国软实力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话语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实事求是

1985年9月加纳国家元首罗林斯先生来中国访问，想了解和学习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9月18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了他，我担任翻译。那段时间邓公的心情很好，他最关心的几桩大事都处理得比较顺利：农村改革非常成功，特区建设有新的突破，城市改革起步不差。邓小平告诉罗林斯：“我们正在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发展道路。看来我们的路子走对了。”邓小平讲这番话时，我感觉他好像松了一口气。在这么大的一个国家里，探索一种前人从未走过的路，经过7年的艰辛探索，现在指导这个实验的最高领导人说 “看来我们的路子走对了”，走出了一条既不沿袭苏联模式，也不照搬西方模式的中国式发展道路。这很像一个老师给自己指导的实验打分：结果不错。

当罗林斯当面恳请邓小平谈谈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时，邓小平说：“如果说中国有什么适用的经验，恐怕就是实事求是，也就是说，按照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来制定自己的政策和计划。”邓小平还进一步解释，“在前进的过程中要及时总结经验。好的坚持、贯彻下去，不好的，不大对头的，就及时纠正。”然后吸了口烟，补充道，“恐怕这一经验比较普遍适用。”

罗林斯告诉邓小平，他还要去厦门访问，邓小平很高兴地说：“那是我们的特区，有一些成绩，可以看看，但不要照搬我们的经验。”确实，邓小平对特区建设的关注，很能体现他倡导的那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早在1984年1月，邓小平就专门去深圳特区视察，他一开始就和当地领导打招呼：“我暂不发表意见，主要是看和听。”当时国内对于特区“姓社”还是“姓资”很有争议。果真，邓在视察过程中很少发表评论，而且没有为深圳题词，几天后，邓小平抵达广州，对自己在深圳的所见所闻进行了思考，然后他才为深圳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 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访问深圳后邓又去视察厦门特区，他还是以看和听为主，离开厦门后才题词：“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并一言九鼎地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

后来我陪罗林斯去厦门特区访问，他一路兴致盎然，说中国的不少做法对加纳有启发，他还对福建省的领导说：“西方人总是给你规定一个模式，只能照搬，但你们的邓小平说，千万不要照搬我们的模式，而是要实事求是。有几千年文明的国家才能讲出这样的话，这是一种西方远远不及的智慧。”我后来去加纳访问过两次，对罗林斯访华后根据自己国情推动的改革有一些感性认识，这些改革增加了加纳经济的活力。

回忆这些往事无非想说明一点：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步成功，其指导思想的核心就是“实事求是”的理念，而且这个理念的意义超出中国的国界。“实事求是”是个很中国的概念，最早见《汉书•河间献王传》：“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指的是一种做学问的诚实态度，后来明清之际兴起的“实学”又把它解释为通过对事物本身的探索来发现规律和法则，英文翻译成seek truth from facts (从事实中寻找真理)，应该说是比较到位的。后来毛泽东主席又把它上升为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思想精髓。1978年，邓小平把这个概念再次提出，认为毛泽东主席晚年的错误就是因为他违背了自己提出的这个理念，邓小平还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式确立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