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嵩绘

1793年英王特使马戛尔尼来到中国。他此行的使命，除了探明古老帝国的虚实，其余目的均未达到，乾隆虽礼貌待客但什么都没答应。马特使个人其实没什么可抱怨的，中方对不速之客一路款待，吃喝全包，以致全程陪同的中方官员送使团走时依依不舍、泪洒衣襟。但英国人毕竟不是中国人，记得爱默生在他的《英国人的气质》一书中说过，英国人脑袋宁死在目的上，绝不会因为个人得到好处就忘了使命。所以马特使丝毫没有被中国人对他的笼络打动，他在半年横跨中国的旅行中，一路收集军情，顺带偷窃诸如茶树之类的技术“专利”，这一切都在对他们日久生情的中方陪同人员眼皮底下进行。回到英国，马特使也未有一刻顾念朝夕相处的中国人对他的情谊，去搭建中英理解之桥，反而开始谋划后来给中国带来灭顶之灾的那场战争。

我固然不希望中国人也有英国人那样的海盗本性，因为5岁学童的要求得到满足，就忘了美国军舰在中国大门口耀武扬威，是不是有点像当年那位泪水涟涟的陪同官？如果说，清末的中国对世界处于一种“不知彼，不知己”的状态，那么今天我们至多处于“不知彼而知己”罢了。因此“知彼”，是我们的当务之急，我的全部奢望，就是能为“知彼”提供一个窗口。

最近在翻阅法国出版的有关中国的书刊时，读到一本右翼执政党党员Chenva Tieu的小书：《有关中国玩艺儿的教材》。文中对那句名言“当中国醒来的时候，世界将为之发抖”的解释颇为精辟。Tieu认为，将这句话归于“拿破仑语录”颇能说明西方文明的某种潜意识：“如果他（指拿破仑）拥有中国那么多人力的话，他无疑将发动对全世界的征服。”“然而皇帝想象中的中国，一个亚历山大大帝统率的中国，一个拥有哥仑布或拿破仑的中国，就将不是中国了！因为这样一个拥有那些征服者、充满了跨越边界和与世界一比高下的中国，根本就是欧洲各国轮番想象或塑造出来的，事实上中国从来没有试图尝试这一切。”Tieu准确地将两个文明的本质差异用寥寥几笔勾勒出来：西方文明的征服本质和中华文明的和平本质。所以我不认为中国由于不具征服本性，以自己的世界为中心，就应该为野蛮入侵承担责任。说中国因为自大而挨打，正是接受了征服者的逻辑。这也是我和潘先生的根本差别：他相信并接受了中国人的原罪，我不相信也不接受。接受不接受原罪也是一切的分水岭，是近代以来被放在征服棋盘上的文明难以弥合的巨大伤口，它注定了看见与看不见“那个槛”。不接受原罪与梦想“天朝大国”，是根本扯不到一起的两码事。

遗憾的是，这样的见解，往往只能在西方人或浸透西方文明的人笔下出现（Tieu先生是生在柬埔寨不会讲国语的华裔），因为我们往往以中式良心与西方人将心比心，就如西方人以他们的本能来揣摩中国人一样。不可否认，西方是近现代工业文明的火车头，但它走出地球一角，一路经过战争与灾难，将他文明碾压在地，至今没人能测算损失成本。这个文明充满与生俱来的征服欲。虽然有人对前辈洗劫中国，感到愧疚，但统治精英并无悔意，法国为将犹太人遣送纳粹德国而忏悔、对贩卖黑奴道歉……但何时对火烧圆明园道歉？再说怎么会道歉，如果中国人都觉得挨打是自己不好。在统治阶层的刻意隐瞒下，普通民众甚至不知道法国曾在19世纪野蛮入侵中国，中法之间发生过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八国联军战争，以及一系列以法国为施害者、中国为受害者的打劫条约。法国《世界报》股东之一、奢侈品集团老板彼埃尔·贝尔热就是在这种普遍无愧的氛围中，将圆明园两个兽首拿出来拍卖，还将这一抢来的赃物与“中国的人权”挂钩。强盗总有打劫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