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人的“素质”可以从很多角度去思考，从文明本身和人种的角度是个绕不出来的圈子，既然绕不出来，还是别进去。此处“素质”打引号，是因为这是个一撸到底很贬损的词，实际是接受自己劣种，只不过换了一个概括事实的名词，就把自己骗过去了，但每天被这个词覆盖的人群却潜移默化接受了这个词的实际含义。这种事情怨不得老百姓，是“精英”不够聪明，被一个词绑架操纵，任由一个模糊、贬抑的概念贴附在一国之民的身上，任其渗透到民间潜意识，而丝毫没有意识到一个词有时能做的事十万分可怕。一个词的潜入对人心的操纵比一只挥戈跃马的军队血腥的扫荡要残酷得多！

其实大可不必如此兴师动众，使用这样一个含糊而大的词，用“少礼缺规”要恰当而具体得多。礼仪与规矩的缺失有工业化程度、有社会匮乏感的强弱等各种原因，从农业社会走进工业化社会的人群需要重新驯化，单单道德感召是没有用的。城市文明首先要学会收掩本能，这一方面取决于社会匮乏感的降低，另一方面取决于集体优越感的驯化。社会匮乏感的降低与工业化的程度、财富的积累和完善的管理直接挂钩，在此不加赘述。我们要谈的是集体优越感的驯化。

内心无羁无界的民族很难自生集体优越感，那是一种无道德底质的心理状态。如果说虚荣心出自本能，优越感则必经人工培育。构筑“集体优越感学堂”是不为世人熟知的巨大工程，我在《美俗与美德》一文中写过“将个体虚荣心转化成集体优越感，是现代民族国家森林之王们的秘密兵器”，既为秘器，便是不向外人推荐的。因此建造了两个世纪的庞大“学堂”，取经的中国人却是一无所知。有几人知道十九世纪英、法及后来的美国争先恐后办世博会的深层动机？

进入工业文明以前，欧洲的航海家和商人已作起人贩子，那时有一种娱乐就是将新占大陆的“土人”带回欧洲送给宫廷贵族观赏，但那时“野蛮人”并未脱出我们中国人也熟悉的“蛮夷”概念。被带入贵族沙龙的土人，一般也是蛮邦的头人或王族，以原始的异貌奇装受到猎奇式的礼遇，展示他们更多的是炫耀欧洲人的冒险精神，而非刻意树立对立面以汲取优越感。在这些作为“展示品”的土人队列中，没有中国人的身影，尽管欧洲商船早就抵达中国海岸。转折点是工业革命以后，随着枪炮战船赶到商船的前面，现代意义的“野蛮人”概念被引入欧洲，这个概念有别于古典时代对未开化文明的一种指认，而是涵盖甚广，把工业文明光照之外的世界一古脑囊括其中。“野蛮人”的原始含义被抽换，一种人为设计的对立于十九世纪欧洲人的全新含义被赋予其中，从对立于大工业及城市布尔乔亚文明到对立于欧洲白种人及基督教，对对立面的重新设计，旨在为征服提供道德借口，同时让被征服者接受原罪。

我以为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心理策划，它不但深入骨髓地渗透于西人所有行为规范中，而且颠覆了他文明存在的道德和审美理由。翻倒这两个理由，才真正扳动了文明消失的发令枪。在这场庞大心理战之前，各文明盘踞于各自的水土，不管发达还是落后，相对于他世界是平等的，这种平等来自于社会阶层的对等，不会发生西方社会的小瘪三也能坐上他国王公贵胄的筵席。对等是因为有自己的文明价值体系，这个体系不是其他就是对世界的解释权。一个文明是围绕着这一解释权同生共命的，它也是一个社会的中上层生存的精神理由，所以除非天灾人祸，中上层社会不会像下层社会为一口饭离土弃国，谁会为一把银子丢弃祖先留下的疆土？然而这个相对平等的世界自十九世纪西方工业革命以后就一去不复返了，那个各活其命的世界其实是随着西方从他人手里收缴了对世界的解释权而沉落，从此竖起了一个只有西方能定义的价值标尺，和搭建标尺的所有思维参照物。是思维参照物对思想的覆盖让人心甘情愿被悬于杆上，顺着这杆标尺，他文明个个逃不出生来劣种的命运，连对自己历史的解释权都被明抢暗劫地拿走，只剩下卑贱感和自戕的快乐。是这杆标尺搭建了史所未有的人肉金字塔，深入人心的“高贵”与“卑贱”尺度，将他文明的智慧一网打尽。从此金字塔顶尖的“吸血鬼”们具有了永久打劫的合法性。暗中劫人劫心比掠尽地下的金银铜铁、地上的血汗要可怕得多，前者还可能从泥潭里再爬出来，后者可能永世不得翻身。一个文明失去对世界的解释权，实际就是进入正式宣布死亡前的漫长休克期，她活着而不再思想，她的中上层社会开始分崩离析，投靠拥有解释权的新主。解体过程前后跨度百年以上，没有斩首的血腥，只有奔逃的兴奋，看清首尾的人凤毛麟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