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私行为违反了国家法律，由法律来决定你应该做出何种补偿。作为这个国家的一个普通公民，你的行为，没有影响我，更没有伤害我，所以你不必向我道歉。

你多生了几个孩子，是你自己的人生和能力决定的，虽然在法律规则面前，你的行为被拖到公行为的范畴，但你多得的利益并不是损害我的利益的结果，所以你不必向我道歉。

公行为规则有保障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的权力，但并不意味着每个人有权要求同一社会的另一个人与自己行为一律，这中间有一条界是不可跨越的，否则就是“人人警察”的社会，就是个人意志彻底泯灭的社会。我不喜欢这样的社会，也不愿生活其中，为此我愿意给你我没有的自由，并不觉得你多一点自由我就吃了亏，所以你不必向我道歉。

当一个人的私行为超出了这个社会公行为的规则，要么是这个人只考虑自己利益（以是否直接伤害他人利益为界），要么是公行为的规则不合理。生育是再私密不过的行为，因而行为本身并不直接损害他人利益。作为夹在此种私行为与公行为规则之间的第三者，即广大的人群，既没有公行为规则的绝对权威，也没有以平等为由超越法律之上的道义审判权。我不认为你在道德上伤害了我（我也不认为你伤害了任何人，不过他人怎么想，是他们的自由），所以你不必向我道歉。

任何社会的法律都有其局限性，并且由于其天然必备的稳定性，一条法律再不合理或过时都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它总是在大大滞后于时代之时依然岿然不动，因为制定法律的人并不一定具有时代敏感性，时常需要人群中有智慧有勇气的人站出来以身试法，才能撼动惯性的国家机器，才能唤醒沉默的大多数。我不知你的行为是否能归入这一类，因为我无法钻入你的大脑窥探你的自我意识，你也许是出于自私自利，但在特殊历史时期，一个自私自利的行为也可能负有我上面说的担当。为此人群应该感谢你这份担当，感谢你以艺术家的敏感哪怕是本能地点出这法已经到了讨论它结束的时候。所以就算你在法律那边，我在法律这边，你也不必向我道歉。

即便随大溜承认你的行为损害了无以数计或自觉不超生、或不敢或不能超生的人，你也属于我们可以甚至应该原谅的人。你完全可以接住西方统治集团早在二十多年前便递给你的“背叛招聘”奖，帮着经营中国的道德卑贱直到今天，但也许是骨气，也许是精明，你及时摆脱了西方战略棋盘上一粒攻打自己祖国的棋子角色，将事业的重心全盘移入国内电影市场，紧随冯小刚拉开了中国自家电影工业的序幕。至于在电影艺术上的功过，各家自有评说，盖棺定论还太早，也不属于本文的探讨范围。我只是想提醒那些因为你的行为觉得吃亏的人，你完全可以一直坐在“棋子”的交椅上，那是时兴的“宝座”，你有一堆同事坐在上面自扮“受害者”，以在洋人面前博取功名，这起事件给了你扮演“受害者”机会，只要你朝这个方向一叫唤，“外援”即会到来，可你没有选择如此突围；你还可以怀揣某超级大国护照，那样不要说超生两个，再多几个又有何妨？我感谢你，因为你没有为此跑到某国大使馆要求“避难”，像那位盲人以“受害者”的身份狐假虎威；因为你不像你的部分同行，让我这么多年在西方电影厅里时时刻刻想挖个地洞钻进去。所以，在你向“所有人道歉”的时候，请把我剔除在外。

你不必向我道歉的理由还有很多。我不会因为你多生了几个后代就自觉在道义上高你一筹。相反，有一天当我老无所依，如果有一血缘外的年轻人向我奉出爱心，有一天当国家征募不到士兵保家卫国，有人家能送出几个好男儿，我也许应感谢你这样不辞辛苦多抚养了几个孩子的人。你使我想起两句久被遗忘的祖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和多子多福。二十多年前，当你因外誉而声名如日中天的时候，我批评过你的作品，指出一国电影围着西方电影节那几个奖拍片，将没有出路。那微弱的反调在当时连找块地方发表都难上加难；今天当你遭遇“社会共怒”的时候，我还是发出微弱的反调：至少你不必向我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