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4日上午，红旗出版社、滨州新华书店举行《中国能赢》签售会，以下为本人在活动上的发言。 

各位家乡领导、各位老领导、老同事、老同学、朋友们，下午好。非常感谢大家在宝贵的周六休息时间前来参加《中国能赢》一书的签售活动。

首先非常感谢红旗出版社，打破常规来到我的家乡举行签售活动。同时也感谢滨州新华书店，破例以多种优惠方式举行此次活动。

关于这本书，我就不多谈了，观点都在书中。我想借这个机会回应一个问题，这是我自开始写文章以来就不断遇到的问题。包括今天，我的同学还在问我：“中国的制度模式究竟是优于还是不优于西方？”

我这次从巴黎回国的飞机上，遇到一位来自东北的乘客，他也很不解的讲：为什么这十年，中国是全球表现最好的：你看全球三大文明，西方是经济危机，阿拉伯社会是革命动荡。只有中国稳定而且发展迅速。但我们仍然没有话语权，国内的许多人仍然对自己成功的制度没有信心。

其实这种现象在人类历史上屡见不鲜，我们称之为文化浪漫主义。而且这种浪漫主义最早出现在西方。

法国启蒙运动大师伏尔泰，崇拜中国儒家思想，并将中国的政治体制视为最完美的政治体制。他视孔子为真正的哲学家，他曾说“那个圣人是孔夫子，他自视清高，是人类的立法者，决不会欺骗人类。没有任何立法者比孔夫子曾对世界宣布了更有用的真理。”

不仅法国，十八世纪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就想让瑞典成为中国一样的国家，他的老师卡尔.舍费尔为国王做了多场演讲，把中国美化到不可思议的地步，努力宣扬中国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可以说，哪个时候，西方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对中国是完全的顶礼膜拜，这就如同今天部分自由派知识分子对西方一样。

西方对中国的文化浪漫主义，就是到了现当代，也不绝于缕。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今天我们自已称之为“十年浩劫”，但在当时的西方，普遍认为中国非常好，走向一个会使大部分人的生活改善的道路。如果我们现在再回头看看当时西方左派学者的著述，简直把中国美化到荒唐无以复加的地步。就是在今天，法国著名地缘政治学者、欧盟委员会专家、现代中国国际研究发展中心创始人PierrePicquart先生就一再的声明，中国的制度是全球最好的！

之所以有这样的文化浪漫主义，原因不过两个：一是本国问题丛生，需要一个外部的榜样做为变革的动力；二是被文化浪漫的一方文明领先世界。

中国在领先了世界数千年后，在十八世纪逐渐陷入停滞，并于1840年后一再败于西方文明。于是主客易位，来自西方的文化浪漫主义也开始在中国生根发芽。曾经走在国人前列的康有为认为中国人只要穿了西服就有了西方的思想，随后的孙中山认为只要建立西方一样的制度就会一步登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通过六十年的努力，终于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再次跻身世界大国行列。然而一百多年的历史惯性绝非六十年所能化解。所以今天，不仅西方对中国有文化浪漫主义，同样的，中国对西方也有文化浪漫主义。相对而言，处于赶超、重新崛起的中国对西方的文化浪漫主义更为严重。

今天的中国在提前四十年完成邓小平三步走战略，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际，也同样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点。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客观探索得失，制订未来发展的战略。这也是我这本书的目的。

由于十八大临近，法国各大出版社都争先出版有关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大小专著，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应该首推由法国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弗朗索瓦•高德盟François Godment撰写的书作《从毛泽东主义到资本主义，中国想要什么？》（Que veut la Chine? De Mao au capitalisme）。高德盟在他的书中对北京政权这么一个难于命名的政治体制模式能够延续这么多年感叹不已，他说，中共目前的政治体制实在是世界上绝无仅有，只有古代的威尼斯共和国和今天的梵蒂冈可以与之相比较。显然，东西方都在摆脱各自不切实际的文化浪漫主义，而走向真实。

最后，我想说的是，自从转型为时政学者以来，最大的收获是和太多多年未见的同学和朋友重新联系起来。今天，就有我小学同学，中学同学，高中同学，大学同学。不由自主的钩起恰同学少年时代的美好回忆。这是我最珍贵的。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