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南方周末》新年贺词引发的2013年第一起公共事件，再度令新闻自由成为焦点话题。然而，在相当多的海外华人看来，这不过是一个伪命题。就是部分流亡在外的自由派，也持同样的观点。用他们的话讲：根本就没有新闻自由，西方只不过管治的水平更高明，更有欺骗性罢了。

在海外生活的大多数中国人——超越左中右，之所以会对包装成西方核心价值观的新闻自由持如此观点，原因很简单，事实胜于雄辩，再美好的理论，在现实面前都是苍白的。

近期笔者曾到访东欧。东欧在二十多年前和中国几乎同时、但又以不同的方式告别计划经济，被统称为转轨国家。转轨过程中，除俄罗斯外，其他国家都得到西方的巨额经济扶持（东欧人称：赶走了东方的坦克Tank，迎来了西方的银行Bank），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自由派看来，它们彻底实行了私有化和全面的民主化，具有先进的制度优势。然而到今天，东欧不仅依然全面落后于西欧，更落后于中国——要知道，当年转轨时，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东欧国家都远远领先于中国。

放眼东欧，到处是破败的建筑，落后的基础设施，整个社会了无生气。特别是肇始于西方的经济危机袭来，更重创了东欧各国低迷的经济。到现在，东欧全部债务高达1.7万亿美元——可资对照的是，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主，外汇储备高达3.3万亿美元，西方和东欧都期待中国能伸一把援助之手。假如借方和贷方制度不同，既使我们不能武断的说贷方的制度一定多么优越，但总不应该得出“借方的制度要优于贷方”的结论吧。

东欧令人失望的经济发展，自然都能从百姓的生活中体现出来。据在此地经营中餐的华人老板称：每天早开门晚关门，却还不够房租水电费，他在这里经营十年竟然赚不到钱，不得不要打道回国了。而其他店铺莫不如此。要知道中国人是全世界最勤劳、最聪明和最能吃苦的民族之一。他们在任何国家无论政治地位如何，整体上都是经济成功者，甚至在东南亚等国都达到了控制国家经济命脉的程度。只是中国人生活状态在东欧尚且如此，普通百姓更可想而知。

东欧唯一和过去不同的是，到处充斥着操着东西南北口音的中国人！在这里旅游（留下印象最深的大概是历史人文景点的年久失修）、购物、美餐，一掷千金。当然，这也使得众多东欧国家的服务行业也不得不说起汉语。显然，究竟东欧之路还是中国之路更成功，中国游客、东欧各国百姓早已得出自己的答案（如果这一幕正好相反，是东欧游客到处充斥在中国，我想答案也同样会一清二楚）。

然而，尽管东欧依然远远落后于西欧，落后于中国，但西方媒体却和二十多年前大为不同。过去，充斥西方媒体的是东欧如何落后于西欧，甚至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取得成就尚远无法和今天相比的中国，也被西方媒体捧成榜样。但是今天，虽然事实依旧，但却再也难在西方媒体觅到类似的报道。原因很简单，再这样报道下去，岂不是自我否定，自打耳光？更何况，现在东欧人民有了自由，如果西方媒体再这样忽悠下去，引发获得自由的百姓逢涌而入可怎么受的了？

于是这里就又出现了一个荒诞的现象：过去，西欧积极鼓励没有自由的东欧人奔向西欧——因为它们明白，再鼓励，成功的人也不会很多，但只要有人成功，就可以被用来打击东欧。而现在，西欧已经不需要接纳东欧人来打击东欧了，相反它们第一位的是限制东欧人的到来。当然，西欧不可能再建柏林墙（东德建柏林墙实在愚蠢，一方面使西欧免受低廉劳工潮的冲击，另一方面还给西欧提供了一个打击自己的口实），而是建立了一个无形的“人权墙”：东欧国家要想加入欧盟，实现人员自然流动，其劳工水准必须达到西欧的水平。这恐怕也是东欧经济发展低迷的原因：一个经济远远落后于西欧的东欧，怎么可能有条件实行和西欧一样的劳工标准？

西欧媒体和政策的这些变化，一语以蔽之，其核心只有一个：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当然，在西方建立的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和体系下，任何国家都是国家利益置上，捍卫本国利益是所有政党、政治人物的首要责任，也是他们合法性的基础（这很值得中国自由派反思，这实际上也是中国自由派一百多年来一直被边缘化的原因之一）。所以，媒体如此表现可以理解，也值得学习和借鉴。但是，西方不能“既当又立”：一方面把媒体当成捍卫国家利益的工具，一方面又打着新闻自由的幌子。

然而，在现实中，西方表现之恶劣，早已突破本人所批评的“既当又立”的底线，说其是中国早已经否定的“文革”的翻版都不为过。这最新的“典范”就是德国之声。

德国之声创立于1953年，以29种语言播出广播节目，以德语、英语和西班牙语播出电视节目。内容上侧重于报導国际时事，介绍德国时事、文化，以及德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双边交流。在西方与BBC、美国之音、法国国际广播电台齐名，并列四大主流媒体。还需要指出的是，这四大媒体都一样，其经费来源是政府财政。是标准的官办媒体。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官方色彩、全球声誉和国际显赫地位的媒体，却又是怎样践行“新闻自由”呢？

最早揭开黑幕是发生在2008年的张丹红事件。张丹红是德国之声中文部副主任，北京奥运会前夕由于反对德国媒体一边倒地负面报道中国，先被“德国之声”停止播音工作，后被解除该台中文部副主任职务。

张丹红事件爆发后， “德国之声”台长贝特曼邀请德国资深记者乌里希·维克特进行真相调查。 2009年2月4日，维克特拿出了调查结论，认为张丹红的言论不仅没有错误，而且“德国之声”的解职处理也是错误的。张丹红饱受批评而且直接导致她被撤职是因为这样一句话——“中国在过去30年里成功地使4亿人摆脱了绝对贫困，因此中国共产党比世界上任何一支政治力量在实践人权宣言第三条方面的贡献都要大”，但是这句话与德国获奖记者花久志在《中国不是邪恶帝国》那本书里所说的几乎一模一样。

随后，德国官方把德国之声上万份中文报道翻译成德文，加以审查，结果并没有发现所谓的“红色渗透”的内容。2008年12月1日，德国之声的监督机构——德国之声广播委员会驳回了对张丹红以及德国之声的指责，广播委员会全体一致认定，德国之声中文部既没有违反规定，也没有破坏记者原则。

然而，尽管一切的一切都证明了张丹红的清白，却丝毫没有改变她的处境：既没有恢复名誉，更没有恢复工作和职务。事实上，每一个人都明白，她唯一的错误就在于没有歪曲事实，而是坚持了新闻原则，客观报道了中国，而这不符合西方的政治正确，也不符合西方的利益。当然也有一种可能，张丹红长期接受西方“新闻自由”的宣传和灌输，在天天被洗脑的情况下，以致于天真的竟然付诸实践，从而付出惨重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