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5日，法国对外记者协会邀请西班牙学者、中国经济和社会问题专家ARAUJO先生在巴黎举行以中国对外投资为主题的研讨会。

在现场听完后，失望之余甚至有些愤怒。十几年间，这些对中国充满偏见的陈词滥调早就听够了。现在西方处于危机都四年之久了——而且直到今天还没有找到出路：美国债务继续飞涨，欧洲的欧元保卫战还远未见到隧道光明——甚至英国首相又叫嚣着以公投的方式确定是否退出欧盟，不仅如此，美国、欧盟和日本都在以邻为壑大搞本国版的量化宽松，竟然还有资格来指责中国。所以，在提问环节，我毫不客气：

“我明白你认为中国不是一个好的模式。可是假如今天的中国是美国，是欧洲，或者如同你的国家西班牙——失业率高达25%，青年人失业率高达50%以上，那么今天的世界会是什么灾难性的一幕？”

这个提问显然令他十分尴尬，毕竟，谁都听的懂这釜底抽薪般的言外之意：你有什么资格来批评中国？你的模式有什么正当性？

大概是西方领先世界太久，它们当老师的惯性太强，所以尽管自己实际已经千疮百孔，但却依然架子不倒，动不动就以“三人行我必为师”的心态来看待日新月异的中国，尤其是在政治制度方面。

2012年中国发生重庆事件，不仅导致一位政治局委员落马，更由于事件的传奇性（亲信入美领馆）、背叛、凶杀、色情、左右对立等元素而引发国内外的轰动和关注。应该说，如此高官下台，确实不是一件小事。但是否就如同西方所“解读”的，认为证明了中国政治体制的脆弱性和不可行性？由此证明了西方政治体制的优越性？

其实如果真的了解中国政治，这种“解读”要么是杞人忧天，要么是西方以自己为主体的“东方主义”思维做怪。要知道，这已是二十多年来第三位事涉腐败而下台的政治局委员，并非个案。如果你非要认定为这是政治斗争，那么可以打击腐败的政治斗争有什么不好吗？更何况，仅就西方大做文章的重庆事件而言，是高官的亲信和亲属出了问题，并非政治对手设下的陷阱，这又和政治斗争有什么关系呢？

退一万步讲，如果西方真的认为三个政治局委员的下台说明了中国政治体制的弊端或者不可行，那么韩国历任民选总统或其亲属都事涉贪污又说明了什么？（最新的历史是，刚刚任满下台的李明博的兄弟又因收贿被判刑）。当然许多自由派认为这体现了民主政治的优越性，但为什么同样的标准不能到中国身上呢？是不是至少还要加一条：这更显示了中国现行制度的抗风险能力？

2012年最终更令西方“失望”的是十八大堪称完美的结局：更小规模的新常委、权力交接的一步到位（胡主席祼退）、新领导集体的立即运作（而不是和西方一样有长达数月的宪政空窗期、新领导至少半年的“学习期”）。

我一向认为，要想对历史事件进行客观、准确的评判，不仅必须要还原到历史中去，还要在历史中进行客观的对比。比如，一个读者仅仅看高华先生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就难以理解何以毛泽东和中共能够成为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只有回到一九四二年：抗战进入最残酷的时期、中国另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国民党是什么状态（可参看电影《一九四二》），才能理解为什么要延安整风，为什么拥有如此军事优势的国民党竟然在三年不到的时间就被中共摧枯拉朽般打败。

海外侨领陈嘉庚抗战时既到过延安，也到过国民党统治区。在重庆，国难期间的蒋介石花了800大洋宴请他，而在延安，毛泽东招待他的仅仅是：白菜、咸萝卜干，外加一碗鸡汤。而这个鸡汤也是有来历：毛泽东说“我没有钱买鸡，这只鸡是邻居老大娘知道我有远客，特地送来的，母鸡正下蛋，他儿子生病还舍不得杀呀！”

走完全国后，陈嘉庚感慨地说：“我未往延安时，对中国的前途甚为悲观，以为中国的救星尚未出世，或还在学校读书，其实此人已经四五十岁了，而且做了很多大事了，此人现在延安，他就是毛主席。”

而这个结论显然是在《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中找不到的。对于整风运动，台湾出版的《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也有一个公允的结论：整风运动加强了中共的团结，得以成功应对日军的残酷军事进攻。这样的研究成果（其实就是事实而已，不需要专业人士的研究都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也同样是作为历史学者的高华所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