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十年：结构转型与制度创新

----在第五届世界中国学论坛圆桌会议的发言

一、改革开放以来的制度创新

持续已达三十四年的改革开放成就斐然。除了外部因素如全球化、西方产业转移、东西方关系缓和、反恐战争等之外，更重要的归根于中国在政治和经济层面的改革与创新。

中国政治体制三十多年来不断演变和调整，从终身制、个人领导决策转向任期制和集体领导决策。在权力传接、监督和制约方面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制度模式。这种特色，与目前深陷经济危机的西方和激发革命动荡的阿拉伯世界对比，便一目了然：西方是定期的换人换党，中国是定期的换人但不换党，阿拉伯社会既不换人也不换党。从目前看，中国的模式表现最佳。原因在于，一个制度要想良好运转，不仅要做到灵活性，还要做到延续性。西方的制度模式有灵活性，但缺乏延续性，往往随着新政府的建立而出现大幅度的改变。而阿拉伯世界有连续性，但缺乏灵活性，最后制度走向僵化。只有中国两者兼备。

经济层面的改革主要有：农村土地承包制、国企改革、财税体制改革、金融改革、住房制度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等。

整体来看，迄今为止，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是非常成功和有效的。不仅是全球同一时期经济发展和民众生活水平提高最为迅速的，更成功的抵御了多次局部和全球性经济危机。

这三十多年最成功的经验一是注重国情、传统和文化因素，以渐进式、内生性演变来应对挑战，可称是中国传统文化理性实用主义的再现，也是西方所谓“文化是制度之母”的验证。但同时中国也不排除对其他文明的借鉴。

其次是坚定的捍卫自己的主权：政治主权，经济主权、货币主权、金融主权、汇率主权。

以上两点交织在一起，深刻的影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

政治上，中国顶住了内部激进主义----主要是自由主义、外部西方社会的压力、前苏东地区剧变以及阿拉伯之春的冲击，坚定走出自己的政治发展之路。

传统上，中国几千年就是一个政治核心，人才全国性选拔。最高权力传承的典范则是“禅让制”。到当代，人才全国性选拔的适用范围已扩展到最高领导层。最高权力的更替一方面具有传统的“禅让”色彩，但又打破古代“禅让”终身制的局限。即：一党领导、全国选拔、长期的培养、年龄限制、立法和行政机关的差额选举、定期的更替、任职的异地回避。这其中，一党领导、全国选拔、长期的培养、任职的异地回避是对中国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差额选举、定期更替是对西方的借鉴。年龄限制则是中国独创。一党领导，可以避免委托代理风险、制订长期的发展战略，全国选拔和长期的培养可以在产生成本不高的前提下尽最大可能的选出最优秀的人才，不仅可以避免民主制度的政治平庸化还能避免大众贪欲，差额选举和定期更替则可以带来新的血液，更避免政治强人的出现。

从经济上而言，中国政府不仅在内顶住了市场主流派经济学家激进色彩的开放和市场万能论，也从外顶住了来自西方国际社会的压力。无论是在金融开放还是人民币汇率，都采取以我为主、有效控制为特点的渐进式改革。其效果则是既避免了东南亚式的金融危机（过度开放和过早开放的金融自由化），也避免了日本广场协议之后出现的经济泡沫和长期停滞（日元被迫大幅升值）。

中国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西方来看，似乎是把两个完全矛盾的事物结合在一起。但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却不过是中庸、不极端的表现罢了。

二、未来十年中国面临的挑战

国际上看，主要有三：

一是欧洲和美国的经济危机如何演变。从目前来看，五到十年，西方仍然无法走出经济危机，其政治体制改革、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改变任重道远。

二是美国的战略转移是否持续以及在此背景之下的东海、南海争端。全球收缩、重返亚太是奥巴马政府的主要外交战略。但伊拉克和阿富汗乱局以及阿拉伯之春导致的伊斯兰势力复兴、政局动荡等严重后果，都成为制约美国战略的消极因素。此外，四年后民主党新政府上台或者政党轮替，都可能发生外交战略改变。

三是由于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点，各国都不愿意承担成本而只愿意分享收益，导致全球性公共产品（全球安全、全球生态环境、全球气候变化、全球公共卫生）供给严重不足，全球性治理失灵问题日益突出。

国内因素则有：

一是劳动力成本大幅提高、人口红利减少，也就是刘易斯拐点来临。

二是老龄化社会加速到来，中国面临未富先老状态。

三是伴随经济增长出现的贫富差距、腐败严重、司法不公现象、环境污染等，挑战着制度的合法性。

四是信息化时代手机和互联网的普及，对信息管理体系的考验日益严峻。

五是伴随中产阶级的迅速扩大和公民社会的日益成形，有可能会产生更广泛的政治诉求、利益诉求。

六是经济转型对科研、法制环境和制度提出更高的要求。比如政府提出服务业的发展是中国下一阶段经济发展的动力引擎，然而服务业的发展需要高度信任和对法治的严格尊重。

不管国际因素如何，西方对中国的制度挑战和压力主观上不会减缓，其消费导向的发展模式必然修正，中国的出口环境将会进一步恶化。而国内因素，相应的，中国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也需要调整，政治体制改革也将进一步深化，

三、制度创新

从三十多年的事实出发，从全球经济危机各国的表现来看，客观来讲，中国的现行政治制度总体上是适合生产力发展、并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着历史性的推动作用。从现实的问题和挑战出发，从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来讲，中国的制度创新也是永恒的话题。这里，仅就本人熟悉的领域从政治和经济层面谈一点看法。

中国的政改一是应从逐步增加决策的透明度、逐步扩大民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着手，其核心是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中国社科院2012年8月31日第一次发布《中国政治参与报告（2012）》，其结果显示出民众政策参与意愿较强，参与效能较高，参与满意度偏低。中国的群体性事件也多与此有关。如2012年在四川什邡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一个投资上百亿的钼铜项目，竟然在开工之时才被民众知晓。尽管政府一再声称完全符合环保标准，通过国家环评，但如此不透明的做法，自然无法取信于百姓。最后在民众的强烈抗议之下而不得不终止。造成了巨大的社会成本、经济成本。尽管2007年中国就已经出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显然或者是条例不够周延，或者缺乏执行力度，都需要在未来的改革中加以完善。

二是要进一步扩大执政基础。这需要进一步增加执政党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环顾世界，有两个国家的经验值的借鉴：华人为主的新加坡和来自西方的瑞士。新加坡执政党之所以能够长期执政，很重要的原因是成功地吸纳社会各个层面的精英和成功人士。瑞士的另一个异曲同工的做法则是由各党联合执政，整个国家没有反对党。这一点和中国的国情非常近似，特别是新中国建国之初，颇有今日瑞士之风范。中国政改从这里入手，并非难事。执政基础的扩大，将会有效地面对中产阶级扩大和公民社会形成的新时代。

三是司法改革。由于司法代表着社会公正，司法领域的改革可以先行。目前中国司法领域主要的问题是人情社会背景下被放大的腐败而不是司法是否独立。事实上，行政权力只对两类案件进行干预：一是案件影响巨大，成为社会公共事件。如邓玉娇案、药家鑫案。当然放眼全球，各国莫不如此。二是涉及到国家安全。这两类案件比例极小。真正影响到案件公正的还是人情社会下的腐败。而西方模式的司法独立不但解决不了这种人情社会下的腐败，相反还会扩大这种腐败。因为独立之后的司法更缺乏监督。中国的国情，需要寻找自己特色的解决之道。从结果正义出发，一要减少法律的弹性，法条量化。二要判决书规范化、公开化。第一条正逐渐成为现实。第二条目前在中国已有地方的试点。如将判决书在网上公布。但尚未成为制度。由于这两条可有效的减少 法官在案件所起的主观作用，应可有效的遏制司法腐败。

另外从减少行政权干预出发，不妨试点银行、税务自上而下的纵向管理体制，令司法独立于地方政府。

四是党内民主的制度化。今日的中国，新领导人的产生既不同于西方的全民选举，也不同于阿拉伯社会的指定或者世袭。而是一方面由组织部门进行全国范围内的长期考察、培养和选拨，另一方面党内高层集体的磋商和选举，同时还要参考民意，实是各种力量共同做用产生的结果，然后还有任期的限制。这种模式的有效性无人置疑，但未来也同样应该更加透明、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和制度化。比如，民主党派要有更多的制度性参与管道。普通党员也要有更多的发表意见的管道。

目前中共十八大建立的党代表提案制，就是党内民主的一大突破。而这一突破，同样是中国特色的渐进式模式。事实上，早在此之前，中共就选择了一些省、市、县、乡进行党代会常任制试点和党代表提案制的试点。到目前，全国27个省（区、市）制定出台了贯彻落实党代会代表任期制暂行条例实施办法；20个省（区、市）、174个市（州）、780个县（市、区）成立了党代会代表联络工作机构。全国已有广东、上海、湖南、浙江等7省(市)开始在省党代会层面试水党代会代表提案制。市、县、乡党代会提案制则已在更大范围内开展。正是基于这些探索和基础，如今在全党实行“党代表提案制”，才有了足够的根基、土壤和氛围，才连贯了推进党内民主的通道，这个节点提出并实行“党代表提案制”，是水到渠成之举。

党内民主最终发展方向是在规则明晰的前提下，权力的产生和转移做到有序、透明、公平、公开竞争。

为全面推动经济增长模式的改变，提升产业结构，经济层面的改革有四：

一是全面建立符合国情的社会保障制度，做到既能承受，又要避免西方模式造成的低效率、浪费特别是社会的活力和动力降低的弊端。消除民众后顾之忧，推动消费。

二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达到缩小贫富差距的目的，有助于形成稳定的橄榄型社会。比如提高最低工资，加大对教育、医疗和公共服务的支出、征收遗产税、提高高收入者的税率等。

三是在城市化已经超过50%以上的情况下，未来十年，改革现行户籍管理制度也将提上日程。

四是财税制度的进一步改革。1994年前后进行的财税体制改革，理顺了国家与企业、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形成了持续规范的财政增收机制，提高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推动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但发展到今天，一些弊端也浮上水面。比如导致地方财政对土地、房地产的依赖越来越大，投资上项目的冲动高昂，不仅推高房价，引发社会问题，更存在相当的金融和经济风险。94年的改革对公共产品的投入考虑不足，而事权和财权的不对称，不仅导致地方财政困难和债务上升，影响到社会事业的发展，还成为地方乱收费的根源之一。

未来十年，无论是城市化的强大拉动，还是投资、消费、出口的潜能以及后起国家的赶超效应仍然存在，中国仍将继续保持较高速度增长，并历史性的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这不仅为中国深化改革提供更充分的物质保障，也增强了中国特色政治体制的合法性以及对抗外在压力的能力，中国将从“经济发展导致政治稳定”的阶段过度到“政治稳定未必一定依赖经济发展的阶段”。在内稳外强的前提下，中国也必将完成经济转型，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跻身发达国家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