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同为一组的香港中文大学王绍光教授合影

此为大会提供的论文。由于时间关系，仅发表了提要。全文刊于博客（篇幅过长，故分三次）。

中国模式：一种新的民主？

----在第五届世界中国学论坛第二分会的发言

提纲：

一、民主能否定义中国模式？

二、中国模式或者中国特色民主的特点

三、中国模式或中国特色民主的优势

四、西方的制度为什么不适合中国?

五、中国模式或者中国特色民主的进一步完善

一、民主能否定义中国模式？

中国大陆的崛起被认为是二十世纪末以来全球最重大的地缘政治事件。二十一世纪前十年网络调查表明，“中国崛起”高居第一，远超美国的“9.11”和攻打伊拉克等，成为全球最受关注事件(1)。伴随中国崛起的，就是对中国模式的争论。

2004年5月，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美国著名投资银行高盛公司资深顾问乔舒亚·库珀在英国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一篇调查论文，指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他把这一模式称之为“北京共识”。虽然库珀对“北京共识”赞誉有加，但他显然是把之做为西方的“华盛顿共识”的对立面而存在。

相对于全球的热议，中国自己却更为低调，学者和政治人物依然试图用民主来定义自我。2008年9月，时任中国驻英国大使傅莹女士参加保守党伯明翰年会期间举办的论坛，虽开宗明义的指出：西方民主不适合中国。但依然在民主的框架中讨论中国模式：“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民主，不能只看有没有一天的全国性选举，关键是政府的决策过程是否民主，政府是否服务于人民的利益。中国仍处于工业化初期，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用西方模式衡量和要求中国是不适宜的”。2009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所长房宁在《求是》杂志红旗文稿发表了《民主还是中国的好》一文，提出：“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是在一定的政治制度下实现的，经济成功总有政治上的原因。那么，中国经济社会成功发展的政治原因是什么？中国究竟是不是一个民主国家？这涉及民主的标准问题。长久以来，民主的概念一直是人们关心和争论的问题，关于民主有数不清的定义。在人们无法就民主的概念与定义达成一致的情况下，最好的方法是客观地观察一个国家所实行的政治制度的实际社会效果。”“不能仅从形式上和概念上去定义民主”。并以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取得的巨大成功，论证了“民主还是中国的好”的结论。不久之后，2009年2月1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英国伦敦接受了《金融时报》主编巴伯专访时提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论。

其实我个人是一向不赞成用民主来定义中国模式的。

首先，民主是西方的话语权。当今社会，只要提到民主，肯定会无意识的与西方联系起来。与西方认可的模式联系起来。我在法国的台湾朋友，即使是泛蓝的支持者，认同一个中国，但当法国人询问他们来自何处时，也总是回答来自台湾。原因很简单，“中国”或“中国人”，这个话语权不在台湾而在大陆，只要一提到中国，所有的人会无意识的和大陆或中华人民共和国联系起来，而没有谁会想到台湾。我在巴黎就亲历台北代表处的代表在公开活动中直接被主持人称为中国大使----这就是话语权的威力。民主的话语权并不在中国一边。

其次，西方对于民主的话语权还表现在对民主的解释权。一个国家是不是民主，并不是这个国家能说的算，而是取决于西方的认可。而西方认可的标准并不是真正的民主与否，而是和西方的关系和利益需要。例如，布什时代，委内瑞拉就被认定为专制独裁国家，而奥巴马时代，即使查韦斯通过终身总统的修宪案，仍然可以被美国肯定和祝贺，认为体现了公民精神，符合民主原则。再比如新加坡和俄罗斯，虽然是标准的西方民主模式，但却不被西方认可。而瑞士，尽管不符合西方民主的模式，没有反对党，是多党联合执政，但仍然是公认的民主国家。所以，中国用民主来定义自我，是否能够得到承认，也并不是中国说了算，仍然取决于西方对中国的态度。

第三，民主是在西方的文化土壤、民族传统形成的一种价值观。这在当今世界价值观多元并存的情况下，不同价值观评价事务的标准是不同的。不同价值观实质是无法相互类比。事实上，一种价值观是没有权利对另一种价值观进行评判。比如无神论者和有神论者，是完全不同的价值体系和思维方式。再比如中医和西医。辨证论治和整体观念常被认为是中医的两大特色，中医对疾病的认识属于“生物-社会-心理”综合型医学模式。可以说是一个偏重实践和主观判断的体系。而西医则是以科学、理化试验为基础发展出来的一套客观价值体系。如果我们用西医“科学”的标准去衡量中医，只能得出中医必须淘汰的结论。

最后，中国的模式及其成功和西方民主毫无关系。西方民主发展到今天，已有成熟和固定的模式：三权分立、多党制、普选。而取得巨大成功的三十年改革开放是找不到任何西方民主的影子的。如果再和转轨并不令人满意的东欧、俄罗斯相比，恐怕中国之所以成功，恰恰是没有采用西方民主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