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3日，世界中国学论坛首日，在上海接受了国新网的采访，以下为采访实录。视频请见：http://www.scio.gov.cn/video/gxft/201303/t1304244.htm
改革开放带来的沧桑巨变，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面貌，而且使我们越来越清醒和深刻地认识到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前进方向，十八大和两会之后，第五届世界中国学论坛以“中国道路：现代化与前景”为主题，汇聚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多角度交流碰撞，共同探讨，贡献智慧，有着非常现实的意义，来自旅法中国同学会副会长、上海春秋研究院研究员宋鲁郑接受了国新网的采访。
国新网：
谢谢宋先生，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国新网的采访，我看过您的一遍文章叫做《政改中国没有榜样》，您认为人类历史上，从没有出现过如此大规模的国家同时进行双重的转轨，转型的先例，中国的政改可以借鉴，可以创新，但是却不能模仿。今天在圆桌会议上您的发言是《未来十年，结构转型与制度创新》，那这是你对中国道路观点的延续还是更深入的思考？
宋先生：
应该说吧是两者都有，既是自己的长期思想的一种延续，也有更深刻的更深一步的一些发展，其实在最初我接触民主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个人是不赞同用“民主”这个词来定义中国某事，这有很多原因。因为民主它已经不是一个学术问题它实际上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且是国与国之间博弈的工具，它已经被异化了。
其次，就是民主这个话题的话语权不在中国这一边，我可以举个例子，比如在巴黎，我有很多台湾朋友，就是希望中国统一的台湾同学，在碰到法国的人的时候，他只接受说他是台湾人，而不说自己是中国人，我就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中国人这个话语权是在大陆不在台湾，现在这个世界上只要一说到中国，中国人，谁都会下意识的想到是大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人会想到是台湾，民主也是同样的情况，就大陆说到民主，大概会条件反射地认为，美国啊，法国，应该那才叫民主，其它的不叫民主。但是后来我也发现，民主作为一个词，它已经深入人心的，我们其实也不能再改变它，所以呢我就提出来中国是一种新的民主，新的模式。
我首先想谈一点就是规模，中国是一个十亿级规模的国家，它在走向现代化，在转型，我们一般的在谈到民主的时候，往往会忽略到规模这个因素，其实当时的希腊，搞的是直接选举，直接民主，但为什么最后失败了，就是因为随着国家规模的扩大，直接民主没有办法计较规模的问题，所以后来西方经过中世纪之后，慢慢发展出了代议制，来解决规模的问题和效率的问题。
所以说我们考虑中国这个模式，首先第一个要考虑它的规模，这是我们理解中国模式的一个很现实的因素。
第二点我想说，中国的文化对我们制度形成的影响。应该说中国是一个以中庸作为一个根本核心因素的文化，就是我们治理的国家，实际上有点像中医治病，我们是微调和试错。就是我们不会采用激进的方式去来一个大的改变，所以这应该是中国目前存在的激进主义思潮，没有办法取得主导型地位的原因，他是与我们的文化传统相背离的。我们就是微调，试错，其实看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们就是先建立特区，先进行尝试，如果成功了，我们就推开，如果不成功我们该会改变，或者是另用一种新的方式，我觉得这是理解中国模式的第二个很重要的因素。
国新网：
本届论坛是以中国现代化道路与前景为主题的，两会以后中国是否会进行政改是有共识的，那么分歧就在于政改的方向，您认为从更理想的角度出发，中国的政改应该从哪里入手呢？
宋先生：
其实任何制度，它产生之后政改就是一个应该是伴随着主体不断改进的话题了。因为每种制度，它开始的时候是适合现实的需要，但是肯定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变化，它有过失的地方，所以政改没有什么神奇或者很特别的地方，是一种常态。
我们可以看一下全球，他们不管是制度的建设还是制度的改变、演变，都不是设计出来的，像英国、它基本就是随着社会各方力量的博弈，随着社会的演变，逐渐发展出来的，它是没有一个事先设计出来的一个制度。所以我觉得中国的政改，也应该是这个模式，另外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我刚才讲过，我们是一个注重尝试、试错的一个文化，我们就是类似于中医吧，就是我们通过尝试，遇到问题我们尝试办法，如果成功我们会总结上升的理论，如果不成功我们就会换另一种方式，就从我们文化的因素改，政改也不是设计出来的，只能是我们碰到问题，我们需要解决，然后我们会想办法，然后过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会把这种办法再上升到理论。所以说，对于中国未来的政改，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看，我们存在什么问题，我们用什么办法去解决，而不是说我们先从理论上来一个设计，然后来指导我们的政改。
其实我想举一下财税体制改革，1994年，中国当时开始推行中央和地方财政体制改革，当时的背景是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是放权让利，结果中央财政没有足够的财力，甚至多次出现向地方借钱的现象，这样一是弱化了中央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二是对我们这种政治的模式，也有一定的影响，因为是弱中央，强地方，所以1994年的财税体制改革是必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