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青年大讲堂
中国特色民主政治与国家管理
主讲人：宋鲁郑
宋鲁郑旅法学者
欧洲著名华人评论员
时事撰稿人 政论家
国际政治问题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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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鲁郑：
各位同学晚上好。今天来到清华，既有浓浓的谢意，也有深深的歉意。谢意，自然是感谢清华的邀请，感谢同学们前来参加这样一个严肃的交流。而歉意则是不管同学们是否认同我的观点，只要你们来到现场，就会被指责为五毛，甚至是脑残，这是过去都发生的事情。
我自己在网上被称为超级五毛，且不管他们的做法是否有利于他们的理念和价值观，其实只要否定我的观点就足已。我所有的观点都是建立在如下几个事实判断的：今天的中国是1840年以来最好的时期、今天的中国是1840年以来最好的制度、1949年以来的中国是全球各主要国家发展最好的。
说来奇怪，自由派学者中的一位，也和我持同样的观点，他就是著名的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他也认为现在的中国是170年来最好的时期。但他的结论和我不同，他仍然认为今天的制度不好。我不知道他究竟是什么逻辑推理出这样的结果。我在下面的演讲中，还会提到茅先生，大家不妨留意一下。
下面和大家分享的第一点，就是先从近代说起。
一、近代以来的纵坐标
1840年是中国历史的分水岭，自此中国由一个“中央帝国”进入世界民族之林，也就是所谓的国际体系。然而不管是满清还是随后的中华民国，尽管努力不止、代价不休，却都无法适应历史、回应历史，从而将中国带向五千年所未有的低谷，甚至国家和民族都沦落到了生死存亡的地步。
据中国当代国际法专家、曾担任过北京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所长的王 铁崖统计，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共缔结过1175件约章，其中绝大多数是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涉及割地、赔款、租界、驻兵、关税、法权、势力范 围林林种种，将中国层层锁定，成为全球大小国家任人欺凌的对象。十九世纪美国外交官、精通中国事务的何天爵曾愤怒的指出:“现代的万里长城主要是由鸦片箱 构筑起来的”。
中国彼时的国运正如台湾著名历史学家柏杨在《中国人史纲》所叹息的：“一些中国曾经听说过，或从未听说过的弹丸小国，在过去就是前来进贡也不见得够资格的，现在排队而来。清政府手忙脚乱，无法招架，于是只要他们报出一个国名，清政府就一一跟他们签订条约。他们虽然没有把中国打败，结果却每一个都是战胜国，跟 蝗蚁一样叮在中国身上吸血……在这些弹丸小国眼中，中国是一个土头土脑的大肥佬，如果不乘机坑骗一下，简直良心上过不去”。
在世界新老列强瓜分中国达到高潮时，竟然出现这样人类文明史前所未有的荒唐现象：日本要求中国保证福建省不割让他国、法国要求清政府保证广东、广西、云南三省以及海南岛不割让他国、德国要求保证山东省不割让他国。而这些列强瓜分时连最起码的外交程序也没有，直接派军舰占领声称有租借的必要就完事大吉；英国先是强迫中国向它借钱，当日本收到清政府以此借款支付的战争赔款而撤出威海卫时，英军就开进了。所有这一切，清政府都不得不全盘接受。
清政府孱弱、无能和腐化程度，还可从西方提出的改革建议中得到惊人的反应。其中的一条建议是把政府中吸食毒品的官员清除出去，但由于几乎全中国的官衙都笼罩在烟雾之中----皇室50%以上的男性是瘾君子,还有王公、督府、巡抚及以下官员，如果真的执行，将意味着无人管理国家。
这样的国家，其国民在世界上自然也备受歧视。美国政府允许日本留学生攻读军校，却不给中国学生同等待遇。中方交涉，美国国务院竟回函称“美国大学没有你们中国学生立足之地”。而1882年美国通过的排华法案，更使华人成为美国历史上唯一被国会和联邦政府立法排挤和禁止移民的民族。
尽管清政府如此不堪，相对而言，它毕竟对内还能勉强维持国家形式上的统一，对外则还能保持一个国家形式上的主权独立，而且战争结束和内乱平定之后还能有短暂的和平与喘息时分。而到了所谓的“亚洲第一共和国”也即中华民国时期，则连这一点能力都丧失迨尽，甚至西方列强即使想签订不平等条约也不知道要和哪一个政 府打交道了，百姓则是在接连不断的内战、外战和灾荒中流离失所、朝不保夕、残喘苟延。
本来，根据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规律，一个新时代往往是生机勃勃，革弊除旧，开疆拓土，气象万千。然而中华民国却是一个例外。武昌起义爆发后，流亡在美国的孙中山立即游说西方各国，寻求支持。然而这位伟大的革命家和爱国者又是如何面对西方的呢？他在接受《巴黎政治星期报》记者采访时，不得不这样声明：“于满清政 府从前与各国所立条约，新政府仍然承认；虽日俄强逼清政府所订各种不公平之和约，新政府也依然遵守也”。尽管承诺如此屈辱的条件，孙中山依然是饱受冷暖，一无所获。令人叹息的是，几个月后，在他就职仪式上演奏的却竟然是法国的国歌！
简言之中华民国是一个既没有带给中国独立、也没有带来统一，更没有带来富强与尊严的时代。在其短短的三十七年间，经济陷入破产，军阀混战，大规模的内战，外敌入侵，国土分裂，从上到下的完全腐败，等到它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中国已几乎到了“蛮荒亡国”的地步：人均寿命不足35 岁，文盲高达80%。中国几千年唯一一次落后于印度就在此时，甚至文革都未能做到一点。
清末中国面临的三大挑战：极端的贫困和积弱不振、列强环伺的生存危机、国家的分裂和军队的军阀化，中华民国是一个挑战都没有解决，反而更加恶化。如果说清朝是倒塌的大厦，中华民国则连地基的工作都没有做到，而且把地基都丢掉了。外蒙古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不是因为战败而丢掉的领土。
要想了解中华民国大家可以看一部电影叫《一九四二》。去年非常的火爆，那个立下大功的记者，《时代周刊》的记者白修德有个评论：他说不论你在何地进行采访，也不论你是在重庆或者外地了解情况，无论是政府机关、医院、军队、司令部、大学、省政府等一切机构都是形同虚设，或者是行将崩溃。这是他对抗战时国民政府的一个描述。
当时是救灾，从上报灾情到中央派人调查用了三个月，调查又持续了两个月，一共是五个月，等到政府的救济粮一层层盘剥之后，到了灾民手上的时候，幸存的灾民已经收获了新粮了。收获了新粮粮食的价格肯定就要低了吧，比救灾粮的价格还要低，这时候政府反而强迫他们必须买高价的救灾粮。本来是救助又成了劫收。
大家可能知道这个细节，一共就2亿救灾款，最后到了是8000万，到了以后地方政府都在商量怎么分这个钱，如何钱生钱而不是救灾。但我们知道清政府晚期已经发生过很多次自然灾荒，表现远远超过中华民国。
虽然国民政府如此不堪，蒋介石还有很多的高论，大家不妨听一听，他说就是这个时候说的：“我们的政府对于人民真是所谓仁至义尽，如果连到这一点征粮的要求都持异议，未免太不自助了。这样的人不惟政府无法宽容，就是社会全体也应鸣鼓而攻之羞与为伍。”当河南省长大着胆向他汇报灾情的时候，他竟然大怒拍桌说什么呢：“一点廉耻都没有，一点人格都没有，就是胡造谣言，我知道河南全省都是很好的收成，你而你偏说有旱灾”。他还对各地的粮政局长说：“现代世界六大洲中在战时的国家，无论何国也找不出如此宽大为怀的一个政府”。这就是蒋介石的原话。
后来白修德的老师叫费正清，这个大家都知道，他1942年接触了国共两党，他也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我获得了一个明确的信念，我们的盟友国民党政权正在自我毁灭”。
有一本书是龙应台写的，叫《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她是站在失败这个角度来写这场战争。但是也有很多细节他也揭示了国民党为什么战败。就在国民党生死存亡之秋，有两个人：一个有钱，一个有关系，就是国防部有关系。两个人有这样一个对话：他说你出钱成立一个3万人的兵团，实际上只有1万人就可以了。如果上面来检查，随意在街头找些人充数就可以。我们就可以吃空饷，军火还可以卖，卖给谁？卖给八路军！
这就是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记录的细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