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党校《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3年第六期发表了本人文章《中国制度优势化解未来挑战》一文后，在海外引发----尤其是不同立场人士的关注。这其中又以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为代表。
夏明教授是海外知名的自由派学者，曾多次入选博讯评选的《中国百大公共知识分子》。其对中国模式的批判性、否定性立场众所周知。不过根据他个人网页上的介绍，他还兼任复旦大学访问教授（2007），湖南吉首大学院外教授, 复旦大学选举与人大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上海社科院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甚至还曾是中国大陆公安部的座上宾----因其出色的黑社会问题研究而被大陆公安系统请去授课。这至少说明，中国并没有把他的学术才能与政治立场划上等号（类似的还有陈丹青、余英时等。他们对中共完全是敌视的态度，但却丝毫不影响他们的专业成果飘香大陆）。
所以当夏明教授接受澳大利亚电台（ABC）采访时，不出意外的站在了本人观点的对立面。
《中国制度优势化解未来挑战》的第一部分是谈中国的制度优势。认为十八大中共成功地、制度性地进行了第二次权力和平交接，而且国家领导人胡锦涛作到了“祼退”，从而有力地回应了西方两个质疑：中国无法解决权力的和平交接、无法避免政治强人和个人独裁的出现。
夏明教授并不认同这个结论。他的理由是十八大之前发生了震动中国社会的薄熙来事件以及种种风波，证明这次权力交接依然血雨腥风。不过，如果这样的理由成立的话，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西方的制度模式到现在也没有解决权力的和平交接？
以本人所在的法国为例。2007年大选，当时的总理德维尔潘为了打击同党的竞争对手萨科奇，而令其亲信炮制了“清泉案”，即把萨科奇列入一份伪造的洗钱犯罪名单，妄图置萨科奇政治上于死地。最后反被时任内政部长的萨科奇识破和利用，将德维尔潘淘汰出局，并在法国上演了总统将总理告上法庭的闹剧，而审判结果更是荒唐：德维尔潘的亲信统统有罪，他本人却无罪释放。这大概是法国的刑不上国家领导人的传统所致。
2012年大选，社会党最具声望的候选人、时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的卡恩在美国纽约一所法国宾馆爆发“强奸门”，虽然最后无罪释放，但却身败名裂，政治生命终结。这起丑闻发生后，民调和卡恩本人都认为是政治陷害，利用了他的弱点设局。
相比较而言，薄熙来是由于他自己人而且是最亲密的两个人----最得力的助手王立军以及太太的因素而下台。这和法国不同政党之间、同一政党内部处心积虑的阴险陷害不可同日而语。从这个角度讲，哪个国家的政治博弈更残酷？
不仅法国，美国上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接连发生总统候选人被暗杀、总统被暗杀、总统窃听竞选对手的丑闻和悲剧。如果薄熙来事件就可以证明中国无法解决权力的和平交接，哪么西方岂不更是如此？（自由派经济拿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命运来批评中国的现行制度。可是我们至少知道刘少奇被打倒的原因，知道责任由谁来负，也最终得以平反，迎来正义。但美国的肯尼迪总统光在化日被暗杀，却至今不知原因何在，不知凶手是谁。而相关的人士却纷纷神秘死亡，何来正义？）
至于是否能够避免个人独裁，夏明教授表示现在下这个结论还早，哪我们不妨都拭目以待。
《中国制度优势化解未来挑战》一文另一个主要的观点是指出中国人才选拔制度优于西方的全民普选方式。原因之一在于东西方虽然都是从全国选拔人才，但由于制度原因，西方却不能从全国的层面使用人才。西方整个国家的政治人才被政党切割成几个部分，并随政党共进退。一党获胜，哪怕原来的政务官再有能力，也统统大换血。这一方面造成人才的短缺，另一方面则又造成人才的浪费，更造成政策的非连续性。毕竟政治精英也是稀缺资源，一个杰出政治人才的产生也是多种因素合成的，而政治精英也有其自然寿命。一个政党连任八年，也就意味着另一个政党的政治精英闲置八年。
夏明教授则提出不同看法。首先他认为中国的一党执政导致这个执政的梯队没有动力去改变其执政的质量和效率。它垄断了中国各种政治、社会和经济资源来进行治理的时候，这种资源的使用是非常浪费的。这就出现了中国军费年年无限增加，维稳费用超过了军费，另外贪腐盛行，公务员的工资永远控制不住，行政经费，政府税收超过了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这都是一党执政下，行政效率无法得到提高的一个根本表现。
应该说看到夏明教授这样的观点时，我还是感到十分惊讶。这既和事实相差甚远，也缺乏历史观。而且推理的逻辑也不严密。更为重要的是，我谈的是虽然东西方都是全国性选拔人才，但西方却不能全国性的使用人才。而夏明教授正反两方面谈的却是执政效率。本人也不明白夏明教授为何出现答非所问的现象。不过既然夏明教授是针对本人文章发表不同的看法，还是从他的角度进行回应。
中共的执政质量和效率确实有可提高的空间，但从中共执政六十多年的历史过程来看，它执政的质量和效率一直处于提升当中----而且是迅速的提升当中。仅以这十年为例。2003年非典发生，中共初期的应对受到了海内外广泛的批评。2013年发生H7N9禽流感，中国政府的表现无懈可击：公开透明，在最短时间内主动公开了境内发生人感染Ｈ７Ｎ９禽流感病例信息、第一时间通知世界卫生组织，并及时更新疫情。国家计卫委和农业部按照各自职责，调动各种资源应对；果断关闭活禽市场，同时展开了紧密的国际合作。
由于应对措施得力及时，这场突如其来的禽流感迅速得到有效控制。为此，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蓝睿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此次疫情防控方面，中国政府展现了解决问题的超强能力：“我们对中国实验室的速度印象深刻。中国流感中心的工作非常优秀，我们很满意。我想他们一定会尽可能快地找出病毒源头。中国政府展现除了解决问题的超强能力，调查迅速，信息发布及时。”英国权威科学杂志《自然》４月底发表的一篇社论说，中国此次对Ｈ７Ｎ９禽流感疫情反应迅速、措施得当，“改变了过去应对疫情的负面形象”。
另一个例子就是2013年的雅安地震。2008年汶川地震，中国政府就向全世界高效地展现了超强的大规模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五年过后，这次中国政府的表现更加成熟，其改善和进步幅度之大令人瞩目。以下枯燥的数据展现的却是鲜活的现实：8点02分，雅安地震发生。8点40分四川省启动应急响应(可资对比的是，汶川地震七小时后四川省才启动应急响应)。10点12分，空军11252机组到达震源地上空……10点20分，海军航空兵4101机组到达作业高度开始作业……10点26分，陆军航空兵编队开始起飞并于11点06分开始在灾区降落。
进步最为明显的是救灾的指挥，中国政府此次救灾的统筹性与科学性在增强。国际间一致认为“李克强在这次危机处理分寸把握好得出乎意料”。媒体举例称：“他奔赴灾区仅24小时有余，甚至在返京之时明确救灾等工作由四川省全面接棒，中央政府予以配合。这些行为都让外界大呼意外与过瘾，立即明白这是最佳的决策”。李克强透过此次快速、务实、高效、信心强的救灾指挥行动，向世界透露中国力求建立以科学发展为指引的现代型政府的信念。
中国政府的治理能力以及持续提升，从国际与比较视角观察则更为突出。我们不妨看看被认为是世界一流民主国家的日本。同样是地震，日本政府反应迟钝、指挥失误，而且信息封闭、混乱----特别是针对危及安全的核电站。当时的首相菅直人在下台后就由于指挥失误而被起诉。灾后数月，灾民得不到有效安置。地震两年后，汶川新城已经昂然矗立，而日本地震两年后仍然一片狼藉，灾区3县 (宫城、岩手、福岛)仅有56户灾民入住了灾害公营住宅，全国尚有30万灾民无家可归。
中国的表现如此优异，以至阿根廷外交部甚至在雅安地震后发布公告说：“中国是全世界勇气和进步的榜样。”
面对这样的现实，何以夏明教授居然能够得出“中国的一党执政导致这个执政的梯队没有动力去改变其执政的质量和效率”的结论？
当然，中国政府也不是万能的，还有许多问题包括民众强烈不满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有效解决。比如高房价和腐败。
然而，如果放到全球和历史坐标中，我们会发现，面对这些问题，中国政府的表现仍然可圈可点。
我们知道美国、英国和日本都算的上世界一流国家。然而，它们都发生了房地产泡沫破裂和崩盘，进而导致全面的经济危机。中国作为一个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的经验固然无法和上述国家相比，其综合实力也同样还有差距。中国的房地产虽然价格并没有降下来，但整体上仍然属于可控范围，没有出现上述国家崩盘的后果。相比较而言，中国的治理能力还是要高于上述国家。
至于腐败，更是一个历史现象。所有的发达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时，都发生了长期的全面腐败。以美国为例，从1820年代到1880年代，长达六十年间，都是其历史上腐败最为严重的时期。哪个时候，几乎所有的官职都是明码拍卖的，所有的重大工程都是暗箱操作的。1872年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给了国会议员大量股票以阻止国会调查该公司在修建铁路中的严重腐败。甚至决定国家命运的南北战争都无法阻止战争部和合同商把上百亿美元花在伪劣产品上。
只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法律的完善，腐败才在美国得到有效遏制。中国在人口规模远大于美国的情况下，在独特人情社会和文化的影响下，在社会转型、经济转轨远快于西方的情况下----西方用了两百年才达到的城市化水平，中国三十年就达到了，出现腐败是再正常不过的历史现象。更重要的是，如果和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国家----不管人口多少----相比，如印度、俄罗斯、南非、印尼、泰国等，中国对腐败的打击和遏制水平远高于上述国家。
我们相信，上述历史和现实的客观存在，任何严谨的学者都不可能视而不见。夏明教授却何以以此来证明中国行政效率无法得到提高呢？
这里需要多说一点的是，一般理论上都认为，腐败必然阻挠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但中国似乎是一个例外。改革开放以来，腐败沉渣泛起。但中国依然保持长达三十多年的两位数增长。为此美国学者布拉斯加---林肯大学政治学教授安德鲁.魏德曼在其专著《双重悖论：中国的高速增长与腐败加剧》加以分析。他的主要结论是：一是中国市场被低估的资产从国家流向新兴民营经济体，这一过程创造了大量意外的财富。而腐败很大程度是这一过程的副产品。二是中国的反腐败虽然仍有缺陷，但还是有效地防止了腐败问题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这里本人不妨再加上两个原因。一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当时的制度安排多有不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之处。于是便以腐败的形式寻求制度突破，绕开需要改变的体制。二是中国的腐败隐含一种契约精神：拿钱则必然办事，必然成事。印度和中国都算的上腐败严重的国家，但在印度钱照收，事却未必。在对于印度广为流行的看法是：修一条高速公路，投下100块，前95块被各级官僚侵占，最后剩下5块，拿这5块钱，透过“民主”的程序，把项目给搞“黄”了，最后什么都没有了。象印度这种腐败，则必然拖累经济的发展。
夏明教授最令人无法理解的是，中国军费的增加也成了中国执政没有效率的理由。难道身在美国的夏明教授不知道美国的军费是多少吗？不知道美国一国就超过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吗？自由派很喜欢讲人均，哪么他也应该知道中国的人均军费和美国是多么大的悬殊？
同样的，夏明教授所提到的公务员工资、行政经费、税收增长都无法用来证明中国政府执政能力和效率的低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