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过去65年，如今的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也是美国最大的债主，希拉里·克林顿说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的银行)、制造业第一大国(美国崛起百年后第一次丢掉此冠桂)、210种工业产品产量全球第一(人类历史上只有英国和美国曾有此荣耀)、钢产量超过世界的50%(近8亿吨，超过其他十大产钢国的总和)、汽车消费第一大国、尚未自由兑换的人民币流通量超过欧元居世界第二、全球第三大对外投资国、世界五百强86家企业入围居世界第二、世界十大银行中国占有四家并居第一名，与金融大国美国分庭抗礼、全球十大港口中国占据8席。

建立在经济实力基础上的则是科技、军事、航空、基础设施、体育、文化的起飞：载人、登月第三大航空大国、拥有核武器、航母的军事大国、专利申请世界第一、高铁第一大国(通车里程占全球50%以上)、更是信息时代网民全球第一(美国人口的两倍)、移动电话持有量全球第一(超过11亿用户)、世界数一数二的体育大国。

令人眩目的速度和令人惊叹的成就，使得中国成为全球研究的焦点，试图找出这一人类历史上最大奇迹的原因。然而，要追溯这个新世界的源头，还要来到历史原点：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49年的红色革命，如果从1840年以来的历史范畴，一般认为其巨大的历史贡献有二：一是民族独立、主权完整。二是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但如果从更大的历史视野来看，仅仅这两点显然无法涵盖这场革命的意义。

旅美历史学家黄仁宇从“五百年的大历史”反思，认为明朝以降，中国之所以落后，未能演变为现代国家，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没有建立起国家预算体制，也没有通过严格的国家预算、税收体制建立起发钞体制。造成这种后果的根源就是中央政府没有能力把管理之手建立到中国的社会基层。事实上，中国县以下基本处于无人管理的自治状态。

只有到了1949年的红色革命，才改变了这漫长的历史。在黄仁宇眼里，新中国成立以来所确立的建立独立自主的财政货币体系的努力，是500年来头一件大事。无独有偶，海外另一位学术巨擎邹谠先生也有类似的角度：只有上看货币财政独立，下看基层组织建设，才能“掌握中国长期革命的真实性格”。

除了从历史的视角解读这场革命，还有国际对比。我们知道，印度和日本一个是全球最大的民主国家，一个是亚洲最发达的民主国家。然而，不可思议的是，这两个国家却存在着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在瑞士发表的2012年全球性别报告，日本和印度男女不平等程度在135个国家中分别名列第101名和105名，远远低于众多非洲国家、中东国家。中国是第69名，名列亚洲最佳五强行列(该指数都分列各洲前五名国家)，优于欧洲的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希腊和匈牙利等国。

当然印度由于还广泛存在着种姓制度，其不平等并不仅仅限于性别。目前印度低种姓超过全国人口的一半，也就是说一半以上的群体遭遇到全方位的歧视，再加上广大受歧视的妇女，等于说在印度，绝大多数公民是二等公民。

应该说人类历史上，不同文明和国家都出现过男女不平等和种族歧视的现象。但相对而言，只有发生了社会革命的国家，才能根本改变。和男女平等类似的，还有土地改革。也是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够得到解决。假如平等问题和土地问题没有解决而移植了西方的民主制度，则基本上再无改变的可能。

美国著名学者迈克尔·罗斯金在其名著《国家的常识》一书中提到印度这样一个细节：当一辆汽车陷在泥里的时候，上层种姓的人在座位上等，而下层种姓却出去推车。于是作者的一位朋友愤怒了，大喊道：“这个国家要运转起来，要么需要一个约翰·D·洛克菲勒，要么需要一个毛泽东”。

除了历史和国际视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参照系：人口规模。人口是一个文明诞生和传承的载体。中国在清康乾盛世之时人口达到空前的4亿！然而自此之后的一百五十多年，直到1949年，中国人口再无多大增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华民族才又一次出现了人口迅速增长的历史现象，以致上世纪70年代不得不进行计划生育，但到现在人口依然高达13亿。人口的增长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医疗条件的改善。这可从另一个角度理解这场革命带给中国的巨大变化。

中国经济奇迹并不仅仅在奇迹本身

理解了中国革命成功的意义，再来看之后的经济奇迹。这里需要一提的是，虽然经济奇迹产生于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中国人均寿命和识字率增长最长的时期恰是在前三十年。虽然此时中国的人均GDP落后于世界，但人均寿命却明显高于同等水平的国家。由于人均寿命取决于众多的经济和社会变量，它更能反映一个国家真正的发展水平。

应该说，中国经济奇迹并不仅仅在奇迹本身，而是奇迹的规模、创造奇迹的难度和取得奇迹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