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口的生生不息就没有经济和文明的生生不息。要保证人口相对稳定，中国总和生育率（妇女平均生孩子数）需要达到2.3左右。但是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生育率只有1.18，如果继续下去，中国人口在2018年就有可能开始负增长，到2100年人口会下降至4.6亿人。青壮年劳动力人口的下降，将给社会保障带来沉重压力，为此适时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已经是刻不容缓。

有人担心停止计划生育后会出现生育率反弹，建议“二胎过渡”。这是一种谨慎的观点，笔者并不认同，因为社会越来越发达，生育率也越来越低，“二胎过渡”未必能带来大规模的生育高峰。此前已经有不少国家和地区实行过“二胎方案”，大都未曾出现过大规模的补偿性生育高峰。例如，新加坡在1987年开始鼓励生育，但是生育率仅从1987年的1.62提升到1988年的1.96（只出现了一年的补偿性生育小高峰），1989年再跌回1.75，2002年之后只有1.2左右。伊朗于1989年提倡二胎，最多三胎，但生育率仍从1989年的5.2降到2005年的1.7；这些国家或地区甚至已出现对“提倡二胎”而后悔的想法。事实上，中国早在三十年前就开始在山西翼城、甘肃酒泉、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地试点“二胎”，但是现在生育率均低于1.5。可见，中国不必为“二胎过渡”可能带来的生育高峰而过度担心。

退一步说，即便是放开计生政策调整带来一定的人口反弹，也未必是件坏事。纵观人类历史，出生率从来就不是平稳的，而出生高峰往往带来一定的经济繁荣。例如中国1963年出生人口是1961年的2.6倍，这轮1963年到1974年的出生高峰共出生3亿多人口，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腾飞的人口学基础。日本1947年出生人口是1946年的1.7倍，美国1955年到1965年平均每年出生人口415万，是20世纪30年代的1.7倍，这些发达国家均因为婴儿潮拉动消费，提供年轻劳动力，而迎来了二战后高消费、高增长的“黄金时代”。

2010年我国出生人口1300万，即使大规模调整计划生育政策，一举将生育率提升到2.2（实现难度其实非常大），也只出生2400万，不仅达不到印度目前的水平（2600多万），也低于中国1990年的水平（出生2800万）。而且这个补偿性高峰不会持续很长时间，生育率就会回落到1.7、1.6左右，并会沿着台湾、韩国的老路继续下降：由于社会经济发展，它们在鼓励生育的情况下，2010年的生育率分别只有1.15、0.895。

中国经济已经面临拐点，缺乏增长点。投资“造物”只相当于体外“心肺复苏”，可以短时拉动经济，但缺乏持续动力；而调整计划生育增加新生人口（“造人”）则会给经济装上一部起搏器，对于解决未来的劳动力不足和养老压力大难题，远比继续发展房地产和汽车业作用要大得多。最重要的是，这种拉动作用是可持续的，将推动中国今后几十年的经济增长。▲（作者是旅美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