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中期以后的土地兼并狂潮

一般地，现代中国历史学家把近代中国陷入灾难的时间定在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实际上，中国那一次被列强击败，只是对腐朽政权外壳的一击，暴露出的，却是整个封建社会机体的残败，由于清朝全面继承了明朝的社会遗产，所以，中国的灾难并不是始自鸦片战争，而是在明朝中期。

从英宗正统到神宗万历前一百多年间，主导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循环的因素逐渐形成，像历史上战国、两汉末年、西晋、南朝、唐末、两宋末年一样，明朝大面积的土地兼并开始大成气候。

首先，一开始是地主阶级疯狂抢掠自耕农的土地，使农民沦为佃农。

一方面，皇室、王公、勋戚、宦官利用政治特权，以投献、请乞、夺买等手段掠夺土地。各王在未封前在京畿附近有王庄，受封后又在封地广占庄田，一代一代地圈占。神宗的弟弟潞王在湖广占地4万顷;神宗子福王在山东、河南、湖广占田两万顷，其他子女也广占土地。弘治时，皇亲张延龄一次请乞近一万七千顷;正德时，庆阳伯夏臣一次投献近一万四千顷。这些特权阶级的封地，占田竟达全国耕地的六分之一。

另一方面，大官僚、大地主、土豪劣绅也在疯狂抢掠农民的土地。嘉靖时严嵩父子在家乡占田，袁州一府四县百分之七十的土地是严家的。徐阶父子在松江占田二十多万亩，佃奴过万。

明中晚期至上而下的土地兼并狂潮使全国90%以上的土地集中在地主阶级手中，而相对立的，是90%以上的人口沦为佃农和一无所有的流民，有田者十分之一，为人佃者十分之九，说的就是这种境况。伴随而来的是租粮奇高，江南一亩之收三分之二要交给地主，加上各种差役、赋税，逼得佃农只有选择逃亡。

明朝开国时，朱元璋对兼并土地，造成社会矛盾的地主不手软，前后杀了有9万多。到了明朝晚期，皇帝已经变成整个地主阶级的傀儡，朝政由宦官把持，地方由身为大地主的军政大员把持，皇帝的本家还控制着中国六分之一的地盘，然后是由大小地主形成的寄生阶级。当边疆的告急文书和各地农民起义的消息传到京城时，朝廷就要不断增加捐税，这些负担就全都被地主阶级转嫁到佃农身上，这就加速了农民的破产和土地兼并的进程，佃农不堪重负而逃亡，自耕农为活命出卖土地，至使流民队伍不断扩大。

大量自耕农的消失，又直接导致小手工业者的破产。因为大多数手工业者生产的产品是面对普通农民的需要而生产的。由于土地兼并，90%以上的人口变成佃农，交了地租所剩无几，也就丧失了购买力，手工业者的产品也就失去了销售对象。当农民纷纷破产沦为佃农的时候，就会直接导致手工业者的作坊，工场破产倒闭，加入流民的大军。

当整个地主阶级把下层劳动人民剥夺的一干二净以后，接下来，大地主大商人开始对中小地主和小商人实施剥夺。

在明朝，大小地主都兼兼营一些店铺、牙行、盐酤、煤灰窑以及一些手工作坊、工场等工商业，当土地兼并疯狂进行时，人民陷入绝对贫困，贫困人口占绝对数量时，整个社会生产出来的产品在价值上无法实现，因为佃农交完地租所剩无几，雇工连吃饱肚子都不可能。

地主要靠佃户养活，工商业的经营也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这期间由于土地兼并，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人口却在不断减少!

明朝中期以后，疯狂的土地兼并和对农民的残酷剥削，造成农民生存环境的急剧恶化，直接后果是明朝人口的剧减。明洪武二十六年，天下人口有六千余万;孝宗弘治时仅存五千零二十万;到英宗正统时，黄河上下，长江南北，流民已经增至600多万，有的地方逃亡人口已经过半;到崇祯时人口还剩四千万，其中流民竟达千万。

当人口急剧下降的时候，劳动力就显得稀缺，这给地主阶级内部造成了深刻的矛盾。

地主阶级为了保证自己的劳动力需求，开始组织地主武装，任意鱼肉佃农。到明朝末年，佃农事实上已经沦为农奴，王府官厅豪绅地主在自己的领地上私设公堂、格杀庄佃、吊拷租户已无所顾忌。

大地主和大商人为了保证他们自己又足够的佃户和雇工，开始向中小地主和小商人开刀，因为只有让这些人破产，才能保证自己的劳动力和财富的需求。

大地主，大商人的要求通过屠杀东林党人扫清了道路。地主阶级的内部矛盾是靠剥夺中小地主和小商人来解决的。当他们的目的达到以后，却发现他们收的租粮和生产出来的东西越多，则穷人更多，而且更穷，流亡的佃户和逃走的雇工就越多，绝大多数人的生存状况就越来越差，社会人口就越来越少!

这种社会进程证明了宏观经济的铁律：

只要社会资源日益被少数人占有，大多数劳动人民就不能分享社会生产和发展的成果，从而就引起劳动人民的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最终将导致整个社会生产的停滞和倒退，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灾难循环的本质。

为什么明朝的劳动人民不能分享这些成果，因为土地兼并使佃农丧失了分享的权利，因为手工业者的破产使他们丧失了分享的权利。

接下来，就要开始影响大地主的粮仓和大商人的生意了。因为土地兼并发展到这个程度以后，社会上除了地主阶级集团那一小撮人以外，已经是遍地穷人，大地主大商人手中的粮食和商品就会烂在他们自己手中。他们不会放粮，或者白送，因为那样会使他们手中的商品价格下降，戏文里描述的好心地主施粥也不是整个地主阶级的普遍行为，带有极大的欺骗性，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才是真实的写照!

有人会想，他们不可以出口吗?因为那时的海运成本极高，风险极大，海外贸易一般是高价格昂贵的香料，金银珠宝，不是用来倒腾大宗普通商品的，而且，明朝由于一些当时的历史原因还经常实行海禁。

这种社会进程在当代表现为经济危机，在那时，就是社会经济开始萎缩。

中国早期的资本主义萌芽是在明朝由于土地兼并而被扼杀的，很多无聊历史学家撰文讨论，说如果明末的资本主义如何如何发展，中国就不会有近代被殖民的历史，可能吗!?

在明朝晚期，尽管利玛窦、汤若望等人向中国人介绍了西方的科技发展，尽管徐光启等人推动的西学东渐曾经让中国上层统治集团耳目一新，但是在整个地主阶级疯狂掠夺土地的狂热下，世界的变化并没有纳入他们的视线，中国封建地主阶级没有变成东方的容克地主，他们的骄奢淫逸使中国社会的发展在此停顿。

明朝晚期，由于土地兼并形成的尖锐的社会矛盾终于在熹宗天启七年爆发，从澄县王二点起农民起义的烈火以后，明朝的统治阶级就再也无法扑灭，一茬又一茬，直到李自成打进紫禁城，崇祯吊死在煤山上。

二、清朝对明朝封建遗产的继承

为什么清在入关后不在关内推广八旗制度呢?

一是多尔衮想永远保持八旗的优势和旗人的凝聚力。他认为如果关内普遍设旗，汉人势力必然做大，就会尾大不掉，难以控制。

二是清朝要统治关内，他要取得一部份地主的支持，所以他不能推行八旗制。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多尔衮的第一个想法被八旗和他自己推翻。清军入关后，一道圈地令使八旗制的性质彻底改变，原本的八旗兵丁一转眼变成了拥有大片田产的地主，他们开始以剥削旗下的佃农为生。在逃人法颁布后，八旗制就蜕变为赤裸裸的农奴制了。后来，鳌拜再次圈地引起激烈的民族矛盾，康熙才下决心废除了圈地令。

多尔衮认为他的第二个想法处理得不错。多尔衮一开始宣称清取得政权于李自成，并且说要为明朝报仇，就是在向关内的地主们暗送秋波。

以洪成畴为首的那些降臣降将们又是怎样打算的呢。他们知道，明王朝早己走上败亡之路，明朝的统治阶级决不会主动放血还给农民土地，如果李自成的农民军掌握了政权，会不会向整个地主阶级开刀，他们摸不透。但是，投靠清朝则可以引导清政府保护关内地主阶级的利益，这个他们能做到。因此，为了保护他们的富贵，他们选择了抛弃明王朝，与农民军对立，协助清王朝确立统治的思路。

清朝在入关后采取的是一套迎合关内地主的政策。多尔衮明白，清朝接收的明皇族、宦官、大官僚的土地约占全国土地的六分之一，可以安置崇祯留下的上千万流民，他不必再得罪关内的其他地主了。到了康熙时，四川发生了大瘟疫，十室九空，清政府从全国各地迁民百万入川，又缓解了土地矛盾。这样，清实际上未作大手术就把关内明朝封建社会的构架，体制完全继承了下来。

这种继承对中华民族产生了致命的后果，他使中国社会重新陷入土地兼并的灾难循环，又使新的生产方式难以萌芽和发展。

清朝在平定三藩以后，社会出现了一个较长时期的稳定，人口比清入关前后增长了一倍多，达到一个亿，乾隆时爆增至3.7亿，道光时人口达到4.1亿。清是奖励农桑的，土地开垦使总耕地面积达到11亿亩。

但是，新开垦的土地赶不上人口的暴增的速度，道光时期人均土地面积还剩不到三亩。

到了这种时候，欧洲人想的办法是十字军东征，接着又是血腥的海外殖民，拓展生存空间。

清朝采用的是闭关锁国的办法，因为地主需要用更加苛刻的条件出佃他们的土地，商人需要更廉价的雇工来供他们榨取!